1989年春，高文謙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他親眼目睹了學生的抗議示威活動，當局隨後的「六四」鎮壓改變了他的一生。他決心把被共產黨掩蓋的文革歷史真相通過自己的筆告訴世人。他的努力後來主要都凝聚在他的備受歡迎卻在中國大陸被禁的《晚年周恩來》一書中。以下是「六四」20年時，高文謙在《中國人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一晃「六四」鎮壓已經過去了20年。這是個非常沈重的話題。一提起「六四」，又把我帶回20年前那個殘暴、血腥、令人心悸的夜晚。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刻骨銘心，改變了許多中國人的命運，也包括我自己。1989年年初，當時時局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改革已經進入了第10個年頭，鄧小平跛腳鴨式的改革已經累積了許多社會矛盾，而前一年物價闖關的失敗更是激起了民眾的不滿。這年春天，胡耀邦抑鬱而終。1他是中共黨內最後的一個理想主義者，贏得人們的愛戴。以大學生悼念胡耀邦為先導，在全國範圍內引發了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運動。
當時，我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學生們提出的整治腐敗、推進民主的要求，代表了普通民眾的呼聲，多數機關幹部也都站在學生一邊，很多人利用上班時間跑出去看學生遊行。記得4月27日大遊行那天，一早到機關，就聽說大學生準備上街遊行，當時武警和公安在中關村一帶佈置了幾道封鎖線，有可能發生流血事件。整個上午，機關裡都在議論這件事，牽掛著學生的安全。中午得知學生已經衝破了警方的防線，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我隨即跑出去，站在復興門的立交橋上，看著由北向南的遊行隊伍，一眼望不到頭，各大院校的隊伍依次走過。記得走在清華大學隊伍最前面的是幾位滿頭白髮的老教授，他們舉著一個白色的條幅，上面寫著：「跪久了，站起來遛遛」。這是一種黑色的幽默，裡面五味俱全。當時我一看到這幾個字，感到一種心靈的震撼，眼淚不由自主掉下來了。我能夠體會出這句話的份量，其中所包含的沈重和酸楚，那是一種在經過精神虐殺的煉獄之後而從心底發出的吶喊。
當時，我真有一種精神上獲得解放的感覺。中國民眾經過多年的極權統治，已經讓政治給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識份子更是被打斷了脊樑骨，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對政治的恐懼已經溶化在整個民族的血液裡面，化成一種本能，一沾政治，就談虎色變，避之唯恐不及。這種心理陰影，像夢魘一樣纏繞在中國民眾的內心深處，揮之不去。
我的童年是在恐懼中度過的。我6歲那年，我父親因對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2表示了不同看法，在廬山會議後批判彭德懷的鬥爭中，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充軍西藏。文革中，我的母親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關進秦城監獄。家庭的遭遇，使我很清楚中共政權的殘暴本質，當政者勢必對任何挑戰他們的人秋後算賬。儘管如此，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後，一直牽掛著我的心，每天上下班的時候，我都有意識地騎車從天安門廣場繞一圈，瞭解當天的情況，勸說學生不要過激，給自己留有餘地，祈望事情能夠善了。
記得走在清華大學隊伍最前面的是幾位滿頭白髮的老教授，他們舉著一個白色的條幅，上面寫著：「跪久了，站起來遛遛」。這是一種黑色的幽默，裡面五味俱全。當時我一看到這幾個字，感到一種心靈的震撼，眼淚不由自主掉下來了。
5月18日，是學生絕食的第6天，當時不斷有昏厥的學生被送往醫院，救護車的呼嘯聲揪著每一個人的心。對當局的冷血，當時整個社會情緒已經到了爆發的臨界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帶領機關幹部走上街頭，聲援學生，並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自願請願團」的名義，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否定把學潮定性為「動亂」的《人民日報》社論，3承認學生發起的愛國民主運動，並提出「清除腐敗，要從最高領導人做起，大義滅親」。這封公開信後來被人貼到中央組織部的報欄裡，成為清查時的一件大案。
中國民眾經過多年的極權統治，已經讓政治給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識份子更是被打斷了脊樑骨，戰戰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對政治的恐懼已經溶化在整個民族的血液裡面，化成一種本能。
戒嚴後，4北京市民自發地組織起來，把戒嚴部隊堵在城外，形勢一度密雲不雨。不過，當局不惜流血來重新控制局勢的趨勢越來越明顯。6月3日那天早上，我上班時繞道六部口，看到北京市民截住了一輛裝有刺刀、鋼盔等軍用物資裝備的軍車。下午，聽說集結在中南海5里的軍隊出動，搶回了軍車和裝備。我急忙騎車趕到現場，當時軍隊剛剛動完手，還可以聞到空氣中瓦斯毒氣的味道。幾個市民被打得頭破血流，陽光下，雪白的汗衫染著殷紅的血跡，格外刺眼。這是自學生絕食以來，第一次看到血腥的場面，心一下子揪了起來。
當天晚上，吃完晚飯後，我和妻子又去了天安門廣場。當時，氣氛已經相當緊張，空氣中甚至可以聞到血腥的氣味，讓人透不過氣來。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的直覺告訴我，中國現代史上即將發生慘烈的一幕。當時，我準備在廣場上留下來，做一個歷史的見證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給拉回去。當時，我的情緒很衝動，和她爭論得很厲害，表示堅決不回去。最後，我妻子的一句話打動了我。她說，你是研究歷史的，不能無謂地死在這裡，你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筆來記錄歷史。
當時，我準備在廣場上留下來，做一個歷史的見證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給拉回去。當時，我的情緒很衝動，和她爭論得很厲害，表示堅決不回去。最後，我妻子的一句話打動了我。她說，你是研究歷史的，不能無謂地死在這裡，你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筆來記錄歷史。
我的家在沙灘附近，離天安門廣場不遠。當天晚上回到家中，我幾乎一夜沒睡，站在涼台上，望著廣場的方向，可以看到那裡的火光，入夜以後，遠處的槍聲清晰可聞。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趕往天安門，在南池子路口親眼看到軍隊屠殺北京市民的場面。荷槍實彈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門口，向抗議的市民開槍射擊，當場有五六個人中彈。殺紅了眼的士兵還不放過，端著槍朝胡同裡追殺逃散的市民。
當時，我隨著人群躲在一個小胡同裡面，蹲在背陰的牆根底下。聽著街面上傳來「嗒嗒、嗒嗒」的槍聲，我的心一陣陣發緊。和我蹲一塊的是一個蹬平板車的老大爺，看起來有六七十歲的樣子，閱歷豐富。他不像我那麼緊張，但臉色陰沉，按捺不住心頭的憤恨，氣得渾身發抖。這位大爺對我說：當年小日本進北京城，也沒有這麼殺人吶，真是造孽啊！共產黨缺了祖宗八輩子大德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趕往天安門，在南池子路口親眼看到軍隊屠殺北京市民的場面。荷槍實彈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門口，向抗議的市民開槍射擊，當場有五六個人中彈。
6月4日下午，我騎車穿過滿目瘡痍的北京城，回到我媽媽家中。一路上所見所聞，令人髮指。回到家後，我打開收音機，焦急地收聽美國之音每個小時的新聞節目，一邊放著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一遍一遍地聽著。當時美國之音正在播放對鄭念女士的訪談，她是《上海的生與死》的作者。她以一個失去女兒的母親的身份，向天下所有在「六四」血腥鎮壓中失去子女的母親們講話，理解她們的喪子之痛，同情她們，寬慰她們，語調悲切哀婉，富有感情，我一邊聽一邊默默地流淚，心裏在淌血。
這以後，我擦乾眼淚，準備應付即將面臨的整肅。我媽媽幫我把我父親當年挨整時寫的檢討找了出來，讓我做些心理準備。我翻看著一頁頁已經發黃的檢討，百感交集，父子兩代的命運竟如此相同！那年夏天，是在極度壓抑和恐怖中度過的。戒嚴部隊端著槍在北京大街小巷巡邏，公安局和武警半夜三更抓人，官方電視上連篇累牘地播出「暴徒」被逮捕被押送處決的畫面。
當時，我想的一個問題是：80年代初，官方曾經開展了「徹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為什麼坦克車一開進城，文革的邏輯和語言就立刻回來了？
與此同時，各個單位內部也在進行清查運動。我是單位清查中的重點人物。在那些日子裡，我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對外說是在「閉門思過」，寫檢討，實際上是在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探究文革浩劫與「六四」鎮壓兩者之間的關係。我是研究文革的，曾經是官方《毛澤東傳》和《周恩來傳》文革部分的執筆者。當時，我想的一個問題是：80年代初，官方曾經開展了「徹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為什麼坦克車一開進城，文革的邏輯和語言就立刻回來了？原因就在於導致文革浩劫的制度根源，仍然完好無損地保存下來，政治體制換湯不換藥。為此，我決意要把自己所瞭解的文革浩劫的歷史真相告訴國人。寫《晚年周恩來》一書的念頭最初就是在這時候萌生的。
1993年我來到美國後，有幸得到李慎之先生的推薦，到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作訪問學者，把寫書的願望變成現實。但事情剛剛開始，中國當局就知道了，通過各種渠道勸阻我不要寫這本書。他們採取了軟硬兩手：軟的一手是收買我；硬的一手是派人傳話，說我母親在文革中已經受到很大磨難，不希望看到她晚年再有什麼不幸。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恐嚇，我當然不能接受。他們就向哈佛大學施加壓力，切斷了對我的資助。這反而更堅定了我一定要把《晚年周恩來》這本書寫出來的願望。
這以後，我靠妻子為生，在家裡全力寫書。我母親也在精神上給我很大的鼓勵，給我寫「萬金家書」，說這是老天爺交給你的任務，一定要把文革的歷史真相告訴老百姓。《晚年周恩來》一書歷時5年，終於出版，但立即遭到中國政府的封殺。官方之所以這樣怕我寫這本書，是因為他們深知前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的垮臺正是從歷史解密開始的，重新評價重大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勢必瓦解極權統治的基石。
當前，中國正處在歷史變革的前夜，面臨從極權體制向憲政體制的轉型，而「六四」問題則成為梗阻社會轉型的死結，令中國百年憲政之路步履艱難。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和不幸。
上個世紀，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社會大眾急於救亡圖強，被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狂想所蠱惑，誤入歧途，整個中國成為共產主義的實驗場，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經過一個世紀的血腥實踐，共產主義虛幻的光環早已不再，露出了本來面目──殘暴、邪惡、虛偽和違背人性。在意識形態破產之後，當局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鎮壓和謊言欺騙。
「六四」血案已經過去20年了，歷史的傷口至今沒有癒合，還在繼續化膿潰爛。當年導致抗議的各種社會矛盾，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更加激化，積重難返。當前，中國正處在歷史變革的前夜，面臨從極權體制向憲政體制的轉型，而「六四」問題則成為梗阻社會轉型的死結，令中國百年憲政之路步履艱難。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和不幸。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六四」問題一天不解決，不還死難者一個公道，中國將永遠無法堂堂正正地站立在世界舞台上。
編輯註釋
1。胡耀邦於1981至1982年期間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至1987年期間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86年發生了一系列學生抗議活動之後，他於1987年1月16日被迫辭職。中共黨內的強硬派指控他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過於軟弱，對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過於同情。他在黨內受到侮辱性的批鬥，並被迫做出檢討。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當天就開始不斷有民眾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悼念他，表達了對他遭遇的同情和對當局的不滿。從4月17日開始，悼念活動規模不斷擴大，很快演變成民眾發泄對官倒腐敗的強烈不滿、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議活動，由此引發了全國範圍的八九民運。^
2。為使中國在短時間內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10年內超過英國、15年內趕上美國（「超英趕美」），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運動。為此，全國大煉鋼鐵，甚至要求家家戶戶獻出鐵鍋鐵盆煉鋼，荒廢了農業生產，導致了大飢荒，至少餓死2000萬人。^
3。《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人民日報》，1989年4月26日。^
4。戒嚴令頒佈於1989年5月20日。^
5。位於紫禁城西，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機關辦公及中國國家領導人居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