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的存在來源於暴政。（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8月23日訊】看了這篇「東戴河宰客」，我翻出一篇舊文，其中講了我在北戴河被宰的經歷。因前後20多年了，他們宰客辦法還如出一轍，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節選幾段。
那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時隨全國政法系統某部在北戴河受訓。週日到河北某關口遊玩（好像是山海關，一下想不起來了）。三十多位學員不少來自南方，看到公園裡有騎馬遊樂項目，都興奮地走過去問價。公園項目人員說，騎馬10元。大家一聽覺得很合理，於是紛紛上馬，奔馳在河灘上……
10分鐘回來下馬準備付錢時，那攤主手一伸：每位800元。大家都以為聽錯了，要知道當時的科級幹部月工資才140元，貪污腐敗還沒那麼方便。這800元可是天價啊。問，不是說騎馬10元嗎？那攤主手一攤說：我說的是「起碼」10元！起碼得騎十米，每十米10元錢。看看你們都騎了多遠，要不要自己去丈量一下？
我們這些來自南方的學員幾乎都笑了，這也太逗了吧，雖然小平當時提倡市場經濟，但哪有這種搞法？但北京和北方的學員卻並沒有笑。而且很快，我們也都不笑不出了。因為十幾位人高馬大的馴馬師騎著他們的高頭大馬把我們包圍了起來。攤主發了狠話，你們試試不交錢？看看你們跑得過馬嗎？看看你們的肚皮硬還是馬蹄子硬！
我們都傻眼了！帶隊的出示了證件，說我們是XXX部委在這裡學習的，請大哥原諒他們普通話不好，把「起碼」聽成了「騎馬」……但無論怎麼說，都完全沒用，必須交錢，否則，這些人就騎馬衝撞我們！
這時帶我們出來玩的學習班組織者、北京某部的一位領導趕過來調解，十分鐘後還是沒有結果。這位部裡的領導於是打電話叫來了當地派出所的公安（其實公安就在附近）。公安干警懶洋洋地看了我們的證件，竟然說，這是你們之間的事，我們管不了。大有一派國家公權力不能介入「市場經濟」的模樣。更有意思的是，這位警察還加了一句：別說你們沒穿警服，就是穿了也沒有用，那邊軍人不照樣給錢？
他說的「那邊軍人」是一位結婚休假的年輕解放軍戰士，穿著軍裝帶著媳婦在這裡玩，剛剛和我們一樣興高采烈地騎馬跑了個來回。此時此刻正被兩匹大馬夾在那裡數錢。可我明顯感到那孤零零的軍人根本沒有那麼多現金。好可憐的樣子。那個形象一直留在我腦海裡，讓我很氣憤，比我自己被訛詐要氣憤很多。因為到最後我們好像也沒有交那麼多錢，因為那位部裡的領導也發火了，說每人給八十是最多的，否則對你們也不會客氣！
如果真要鬧起來，恐怕那些敲詐者也不會佔到多少便宜，那次和我一起參加的培訓班的學員平時全是穿警服佩武器的，只不過學習班要求絕對保密，大家才都穿便衣而已。加上當地派出所可能也暗示了那些敲詐者適可而止。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群政法幹部竟然被奸商刁民公開訛詐。可以想見，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是普通百姓被訛詐，還能到哪裡去說理？只能喊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了。
這件事留給我的印象非常深，我幾乎一提到訛詐就對人講這個真實的故事，很多人至今不相信，好在當時同我一起經歷的有三十多位全國各地的政法幹部。當時我參加工作不久，對社會上這樣的事還真不太清楚，後來我也很少再一個人出門，不久又到香港和美國了，所以，這次被訛詐留給我最深的記憶。也影響了我後來多年來的工作態度。
這種訛詐，幾乎都可以直接找到當地領導和公安，指令他們解決問題，可他們要就是表示「管不了」、「無能為力」，要就是明顯向著訛詐者，為什麼？後來有人告訴我，一個這樣的旅遊點，如果一切按部就班，管理人員和公安如何能撈到好處？例如，那些馬伕如果不能敲詐一筆橫財，不在公安保護下順利身退，他怎麼會去賄賂當地公安干警？所以，真正的訛詐、敲詐與勒索盛行的地方，一定有政府管理部門甚至強力部門的黑手在撐腰。
不過，我想起來就覺得好笑，要知道，當初一起在北戴河被敲詐的三十幾位政法幹部後來幾乎都上到各省市政法系統的廳長、處長等領導崗位上，最低也能像我一樣渾成個社會知名人士吧，按說，他們上去後都能痛定思痛，做一些事杜絕敲詐勒索吧？可是……嗯，我相信他們中一定有人在看我的博文，思考一下吧，老兄，別用太多時間盯著我這種人！
訛詐屢禁不止，源頭肯定在法治、制度與管理上，但這些年形成的「暴民」和「刁民」文化也不可小覷。看到上面所有賺錢的都被利益集團瓜分，連各地賺錢的項目與生意也被地方官的七大姑八大姨霸佔，一些發財心切的普通人把黑手伸向了比他們更弱的人，尤其是勢單力薄的旅客，好像也就「順理成章」。在這些「暴民」和「刁民」的思維模式裡，不管白貓黑貓，能發財就是大爺。為此不殺人放火已經不錯了……
更糟糕的是，那些「暴民」和「刁民」的存在，又反過來給「暴政」提供了理論與現實的雙重依據和支持——你看啊，這麼多暴民和刁民，不採用非常手段，能搞好嗎？至少對當時我這個滿懷革命激情而進入政法隊伍的小清新來說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面對這等刁民，何必、何需、何能去踐行法治？槍在手，狠狠幹他們就行了。而一個執法者的這種思維影響下的行為模式，產生的肯定只有刁民而不是公民。
不過只到多年後，人世間的經驗豐富了，我才真正悟出「暴民」和「暴政」的關係。不遵紀守法的暴民、刁民恰恰是人治社會最大的特產，又是維繫人治社會最有力的理由和動力。一個國家政府如果不能嚴格執法，管理者貪贓枉法，生活其中的小民自然可以尋找一切機會破壞法律，鑽法律的漏洞。而要對付這種沒有任何法律意識只認強權的「刁民」，你還就只能靠暴力和專制——這種惡性循環也因此延續了幾千年。
結束這種惡性循環最好的辦法大家也猜到了，就是一方主動放棄過往思維和作為，摒棄暴政或不做刁民，踐行法治或努力做公民，逐漸影響或最終迫使對方也改弦易轍，實現雙贏。
但很顯然，路還很艱難，也可能很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