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村」中的墳塚（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8月24日訊】當我見到本故事中的男主人翁時，他正坐在小木凳上，在豪華門庭的樹蔭下，獨自納涼。男主人翁看上去很清瘦，人單薄，狀態不太好，精神還勉強。在艾滋村的情境中，我感覺他應該是個已經發病了的愛滋病人。
他家離冬子家不遠，隔著一條不大不小的水溝，溝的這邊是他家，溝的那邊恨不能就是冬子的家了。去的時候先經過他家，在溝邊右側，往左一拐便是冬子家了，但這時由於目光往往向左看，不容易注意到他，而從冬子出來，我往回走時，要走三四十米路才右拐，右拐前的正前方就是他家，所以容易就注意這個清瘦的納涼人。
我是2002年6月27日那天跟冬子夫婦去苗的，往回走時便見到了他。第一感覺，這是個愛滋病人，他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他，但未冒然打招呼。第二天再去冬子家，往回走的路上又見到了他，他看看我，我看看他，因之前已經混了個眼熟，當時感覺時間還早，用不著那麼急趕回村醫家（我吃住都在那裡），我便主動朝他的方向走去，越過那條水溝，往溝邊的坡上走幾步，走上前去，跟他打招呼。
他人實在，好客，隨和，雖然氣色不太好，但互相攀談起來並不難。他叫亞洲，不出所料，果然是愛滋病人。他的家就是當年夫妻賣血建起來的，可院牆和裡屋如今卻破落了。前陣為了逃避一個什麼罰款，夫妻倆曾到外省一媒礦打工躲避過一陣，但不料雙雙病發，實在熬不下去了，只好回鄉落腳。
當年賣血建起的豪華門庭（外景），這在該村十分罕見。（作者拍攝）
門庭內外，天地之間
我一進到院內便發現，如此豪華門庭的背後，竟到處透出一股荒涼氣：院落右側是一片蚊蠅滋生地，即一家人大小便的「露天廁所」，且正對著三居室平房的左「主臥」；院落左側是一小片野菜，和幾棵似乎未加打理的南瓜，天生天養，一派藏不住的貧窮與破落，綿延不斷。
當年賣血建起的家園（內景右側），蚊蠅在廚房和正屋間的這片土地上到處滋生。(作者拍攝）
（註：磚後的院牆邊，有一條小路，沿著這條小路繞到正屋後，那就是下一個故事的主人翁的家了。）
當年賣血建起的家園（內景左側）（作者拍攝）。雖然「綠色和平」，紅磚綠葉，但除了前方那一片用青磚鋪設的地面外，
圖片右側前、後方的南瓜，正前方的野菜，和野菜後面是豬圈，雜草叢生，雜亂中透著荒涼。
野菜的後方，是已經荒落的豬圈（內景左側之局部）。（網路圖片）
請注意，前方的青磚面積其實相當大，從門庭內側開始，右側一直鋪到了廚房邊，往後一直延伸到正屋前。後方高高堆放著的大量紅磚，用來臨時壘做院牆但還沒來不及用泥灰砌起來大量整磚，那麼多磚還來不及按主人的意願派上用場，卻在某一個時鐘前被擱置在那兒，就再也動不了了。時空彷彿凝固在了某個瞬間，有一個東西就像幾千年前的瑪雅人那樣，突然消失了。
這是一種在艾滋村裡才獨有的另類「爛尾樓」工程。在同樣的情況下，一般「小戶人家」見好就收，多在房子建好後才病倒，但這家主人可能是由於面子鋪得太開，戰線拉得過長，尤其是前庭、右廚耗能太大，所謂對「莫須有」的風險始料未及，「壯志未酬身先死」，眼睜睜看著就要「大功告捷」之際，卻自己先病倒了。
這家的女主人叫雷鳳，聰明利索，一家之長，大事小事都由她做主，大權獨攬，一人說了算。膝下一對千金，大女兒叫春妮（化名），剛從學前班「畢業」，正準備升小學一年級；小女兒叫秋佳，還不會走路，尚在襁褓之中。
亞洲之家的第一張全家福，三代同堂。（作者拍攝）
正好雷鳳的父母也在，剛從緊挨著的另一個村落那邊過來，看望女兒女婿和兩位外孫，可謂不辭勞苦。一家大小，三代同堂，就這樣拍了一張全家福。照片中，雙手架在父母身後的大女兒春妮，頭往上揚著，彷彿鬥志昂揚，她就是這一個家的堅強後盾。
春妮接得了媽媽的聰明和漂亮，兩隻朝天翹起小羊角辮，，讓人顯得精神抖擻。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雙羊角辮。久而久之，似乎這雙羊角辮也就成了我心目中這個小姑娘的代表性符號，彷彿春妮就是羊角辮，羊角辮就是春妮似的，時而表揚之，弄得有一回順道家訪，雷鳳那天可能是精神不好，沒心思幫春妮扎羊角辮，看到我來了，這才把小羊角辮又給春妮紮起來。
她這個動作，一下子讓我的心頭微微一震。
紮著羊角辮的小姑娘：童心，童畫
跟秋妮不同，秋妮在小學四年級給我寫第一張張明信片時，一旦把我叫成了「高叔叔」，大家都這麼叫她也這麼叫，便不再改口，而春妮第一次叫我時，父母便讓稱我為「高伯伯」，她就這麼叫了下來，習慣成自然。她倆就差四歲，可一個叫我「高叔叔」，一個叫我「高伯伯」，各得其所。
第一次進艾滋村，我是「走馬觀花」，只感覺到面上的情況；第二次進艾滋村，我是「定點察訪」，相當於書上說的「深入訪談」外加「非參與性觀察」。當我走進亞洲家時，是我第二次進村「深訪」的第二天，當時對艾滋村內實情的瞭解，剛剛從零起步，仍在摸索著去感受，去觀察，所以我不可能事先告訴人家我要觀察什麼。況且，這是一戶「計畫外」的突然登門家訪。第一天在冬子家做家訪，因感覺其家境尚好，我在院子裡見到了拖拉機，所以自己並未走進廚房，揭開鍋蓋看一看。而眼前這戶人家，家境落差如此之大，正好遇上吃飯時間，於是我逕直走入廚房，想看看這家人午飯吃的是什麼。由於他們根本不知道事先我想要觀察什麼，當然無從準備。
走進廚房裡，我看到塑料盆裡放著一小撮自己說不出名字的青菜，便請教這家小主人：
「這叫什麼菜啊？」
「野菜」。
「從哪裡摘到的？」
「呶，在那邊-」
小主人指了指，就在廚房對面，指的是正前方的那一片綠葉。
春妮午飯時吃的野菜。（作者拍攝）
春妮剛才摘野菜的地方。（作者拍攝）
我像春妮那麼大時，聽貧下中農「憶苦思甜」，說那「萬惡的舊社會」如何苦難時，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說吃的是這個叫不上名字，統稱為「野菜」的東西，在荒坡野嶺上挖來吃；現在的「05後」像春妮那麼大時，誰能吃到正宗原汁原味的野菜，則是一種時尚和健康的表現。可春妮2002年6月28日在艾滋村的午飯中吃的那一小撮野菜，跟時尚無關，跟「舊社會」無關，卻跟貧困有關。
我眼前的春妮，正用小手捧著一大碗清湯麵，當她埋頭用筷子伴著從自家院子裡摘來的野菜時，對著我的，正是那兩隻小羊角辮。這碗麵是她給自己做的。她不嬌氣，不埋怨，神情自然自在，一如既往。或許是習慣了，餓了就自己煮，自己吃。野菜清湯麵很快吃完了。我看了一下她這碗麵所用的調料，灶臺小窗上只擺著醬油瓶和醋瓶，都快見底了，整個廚房內我找不到油瓶。也就是說，春妮的這個午餐是水煮清面、野菜加醬油醋，根本沒有一丁點的油花。
春妮的一餐午飯：野菜清湯麵（作者拍攝）
春妮那個午餐所用的調料，左邊是醋，右邊是醬油。
春妮善解人意，不僅會做飯，還會陪媽媽去看病。拍完「全家福」的第二天，即6月29日，我在村衛生所裡正好碰到了母女倆，來打吊針的雷鳳，和坐在媽媽身後的秋妮。她就那麼靜靜地坐在床上，陪著媽媽，哪兒也不去。她家離村衛生室不遠，不過二百米左右。雷鳳說，這一段路，今天她倆走走歇歇，歇歇走走，花了近兩個小時才來到這。
春妮陪著媽媽坐在打吊針的床上。（作者拍攝於「村衛生室」的過道中）
坐在床上的春妮，一雙大眼睛，目光矜持，矜持中卻在面對著什麼，不得不面對的那種；好像在凝視著什麼，不得不看到的那種，似乎帶著某種孩童式的心憂，雖然不太明顯。可能是一路上累了，加上受媽媽生病的影響，她把昨天還上揚著的精神放在了家裡，沒帶到衛生所的過道上。過道的牆後就是衛生室，這也是村醫家的前院，後院是自家的住宅。後來「五個一」工程時，衛生室變成了衛生所，才搬到了村邊的西北角。
春妮還會從井裡打水，幫媽媽帶小妹妹。每天一放學，她就早早趕回家，用她的小手使盡全力，先幫父母幹點「力氣活」，把機壓井裡的水抽上來，然後再帶小妹妹，好讓父母安心做飯。直到2004年上半年，她一直都是用用口機壓井打水，後來村裡把自來水接進家裡後，她才不需要從機壓井中打水了。
這是春妮每天一放學後幫父母打水時的那口機壓井。此圖攝於2004年6月26日，這時自來水剛接進她家不久，那自來水池的水泥還是相當清新。
2002年12月7日下午，亞洲從村裡給我打來一個求助電話，他說：「雪麗已經臥床不起了。雷鳳已經臥床了半月，欠藥費800多元，醫生不給開藥、吊針了。」只說了這兩句話的亞洲，就已經六神無主，不知道往下還要再說些什麼了。於是在電話的那一頭，出現了在一旁一字一句幫提示的冬子，和對著話筒一字一句跟著說的亞洲，「一唱一學」的聲音：
「實在是活不下去了，請你幫幫忙。」冬子提示。
「實在是活不下去了，請你幫幫忙。」亞洲照念。
「高老師，沒什麼事就不要打攪您了。」冬子提示。
「高老師，沒什麼事就不要打攪您了。」亞洲照念。
「你下個月來再說吧。」冬子提示。
「你下個月來再說吧。」亞洲照念。
冬子的聲音與其說比亞洲的聲音小一些，不如說兩人的聲音差不多。原本是一個人的嘴說兩家事，卻變成兩個人的嘴說一回事。你說，這是冬子的電話，還是亞洲的電話呢？
十天後的12月18日，我給亞洲匯去了100元錢，匯款單的附言如下：
千里送鴻毛（，）聊補無米之炊（。）買點肉菜（，）過個好年（，）堅持就是勝利。
現在看來，因我11月9日才給冬子匯去200元，冬子這時再打電話似乎有點「不好意思」，於是有拉上亞洲一起打之「嫌疑」，儘管亞洲的確比冬子困難多了，但這個電話中說的五句話中，其實有四句是冬子的話，只有一句是亞洲自己的話。另外，這兩次匯款的時間相差六週，數額不同，均為分別接了電話前後，自己在外所掙的講課費不同所致。
之所以說亞洲比冬子困難得多，下面這個不可能發生在冬子家裡的例子，以資為證。
可能是學前班沒有考試吧，春妮當時的「讀書壓力」並不大。而她上小學一年級的第一個學期，老天有眼，又赴上杜聰在上蔡第一個學期的助學，也就是說，她是杜聰在中國大陸助學的第一批127位受助者之一，或者說，她是杜聰在華助學的學生中，要論資排輩的話，她可是「資格」最老的「學友」了。真是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在這個意義上說，春妮是有幸的。既然如此，那春妮上學應該也沒什麼「讀書壓力」才是？非也！上小學跟讀學前班最大的不同，是要考試。考就考吧，反正春妮足夠聰明，不會考砸的，可有一件事，讓她無從應付，心生煩惱。
考試不是讓你「白考」的。每考一次試，都要交1元錢的考卷費，據說是要買考試用紙，印考卷的油墨什麼的，就跟現在考什麼都要交「考務費」似的，本來也沒什麼稀奇的，但這可把春妮大大地難倒了。為什麼會難為她呢？每次考試，她都得回家跟父母討錢，可父母偏偏就拿不出這一塊錢，翻箱倒櫃也沒有，她看父母急的樣子，也說不敢再問了，低著頭回到學校，低著頭進入了考場，別的同學「繳費」時，她都不敢看同學，也不敢看老師。
春妮無法「交差」，同學也許還不至於嘲笑她，老師也許還不至於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免除她的「考試資格」，不讓她參考，可在考場上總讓她擔心老師的臉色會變，總感覺自己心裏不順暢，這種不順暢可能就是大人說的「不得勁」吧，反正就是覺得自己心裏「不帶勁」，有點「不對頭」。春妮是個十分敏感的女孩，她能覺察出老師和同學們任何一點「不一樣」的反應。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紅燈記》裡李玉和的這段唱腔，文革時曾經風靡全國街頭巷尾。可春妮生活在王菲時代，那時連鄧麗君她都沒聽說，更不要說李玉和了。但李玉和在戲中所唱的，卻是自己在生活中親身所經歷的。不僅如此，小小的春妮接了媽媽的性格，從小就「自有主張」，做什麼事大人幫不上忙時，她很早就學會了自己拿主意。
春妮想，還有那麼多的考試啊，語文，算術，期中考，期末考，這學期，下學期，那得跟父母要多少次錢，才能把這考卷費給填滿啊？別的課還沒算呢，再算就更算不過來了。怎麼辦呢？她一籌莫展。
有一天，她想到了一個辦法，悄悄跟媽媽說：「媽媽，你把我賣了吧。你把我賣了，家裡就有錢了。媽媽別怕，我認得家，等我長大了，我會自己找回來的。你放心，不要緊的。」雷鳳說到這裡，淚流滿面，照片拍的就是當時的場景。
雷鳳在講到「媽媽你把我賣了吧」時，淚流滿面。（作者拍攝）
雨過天初晴。我又給他們拍了張全家福。面對鏡頭的春妮，失去了往日矜持或笑臉，卻像是剛剛哭過的樣子。顯然，剛才媽媽在裡屋說的話，她在外屋聽到了。這也是在面對鏡頭時，春妮唯一的一次出現情緒波動的照片。臨別前，我給雷鳳留下了50元錢，以示慰問，聊撫這一「不大不小」的心靈之傷。
其實，就在媽媽哭訴春妮故事的前一天，即2003年1月17日，杜聰剛剛收到第一批上蔡助學孩童的心靈圖文，春妮交上去的圖文就是其中的一百廿餘份之一。也就是說，在剛過去的這個歲末年初，在春妮剛上小學的第一個學期末，作為一項助學活動，助學方請受助學生寫一篇題為《我的願望》的小作文，並用圖畫把這個願望畫出來，旨在「藝術療傷」。
2003年春，杜聰在一篇題為「」救救孩子「 ----愛滋病在華中地區所造成的孤兒問題」的文章中說到，「最近我們讓一些接受助學的孤兒，嘗試以畫畫和文字來表達他們的願望，結果收回來的是一疊疊感人的彩畫和文章。」在一個「鳳凰火海重生」的小標題下，有這樣一段文字：
其中一幅圖畫是一個念學前班的小女孩所畫的。有一天，她這樣的對病重的媽媽說：「媽媽，不如你賣了我吧。你賣了我便有錢買藥來醫治你的病了。」她所不知道的，是媽媽患上了愛滋病，在沒有藥物治療的情況下，媽媽很快就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媽媽，不要緊的」。那小女孩繼續說：」當我長大以後，我會懂得回來找你的」。媽媽看著眼前的女兒那麼生性，應該值得安慰，但是當時的處境實在叫她不禁悲從中來。
我當時絕對沒想到，當雪鳳將這個故事告訴我時，春妮不僅把自己的願望所畫成了畫，且在之前一天就已經交到杜聰的手上了。那晚我在賓館裡，雖然拍下了一些孩童的圖文，由於我當時並不知道春妮與母親的對話，所以不可能專程去找春妮的作文與圖畫，而這些畫隨即就迅速帶到了香港，於同年三月舉辦了一個名為「垂死村落中的夢想」的遺孤作品展覽。
遺孤心靈之畫「我想快快長大」與「我的家園」（網路圖片）
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春妮是如何把「媽媽你把我賣了吧」給畫出來的。後來，從杜聰在網上訪談時談到的該次畫作中，我找到了兩幅看似跟春妮心態較為一致的童畫，如上所示。我猜想，如果自己運氣足夠好的話，那說不定其中有一幅就是春妮當時所畫之作。我是從下面兩點來推測春妮畫作的取向：一是藝術感。春妮後來讀的是藝術高中，而不是普通高中，也許與此畫不無關係；二是心態感。在我接觸較多的那幾個孩子中，春妮的心態無疑是天生一般的好，是比其他幾位遺孤要積極和向上得多。即使這兩幅畫冊都不是春妮所作，但仍然可以寫照小春妮當時的心態，用來理解她和與她相似向上心態的同村遺孤，權當代表又何妨？
之所以在此多費筆墨，我在此想說的是，這樣積極向上心態的遺孤畫作，在那一批同時回收上來的一百廿多份材料裡，其實並不多見。憑我當時的目測與現場直覺，應該不到十分之一。當時收上來的材料中，表示自己要當醫生的，約佔三分之二以上，甚至有可能達到五分之四之多。正如2005年元月，杜聰在另一篇文章裡所描述的那樣，「大部分孩子的願望是當醫生救助病人，研究「愛滋病的解藥」。愛滋病使他們家破人亡，也難怪他們有這樣的願望。」但杜聰在2003年春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總結：「雖然該地區面臨那麼嚴重的災難，但是小孩子純潔的心靈沒有因此而被毀滅。」
可當我們從「未被毀滅」或「也難怪」的視角之外看問題時，我的看法是：艾滋村孩童的心靈，已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傷害甚至摧殘，大部分孩子都想當醫生的心靈表白，絕不是一種常態的兒童心理狀況。關於這一點，如果杜聰能將艾滋村兒童的畫作，與他本人在進艾滋村之前在雲南當助學志願者時，當地山區孩童的心願畫能夠做一番比較的話，只要看看兩地孩童想當醫生的比例落差，便一目瞭然。
常識告訴我們，醫院、醫生與白大褂，是每一個初涉人世時的孩子來說，醫院就是其結下人生第一個「深仇大恨」的所在地，惟恐避之不及，而對讓他挨打針吃藥的醫生，更是「恨之入骨」。在孩童心目中，醫生絕不可能是「喜羊羊」，而是「灰太狼」；絕不可能是「白衣天使」，而是「白骨精」。所以，當那麼多的孩童想當醫生時，絕不是一種童真的常態表白，而是童心被摧殘、扭曲與異化的失常表現。這種表面上的「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實際上掩飾著痛苦記憶的被全面內化，「想當醫生」不過是其內在壓抑的一個釋放出口，是表面上的「積極心態」掩蓋了實質上的「灰色記憶」，是「形左實右」的東西。
寫到這裡我想說，在艾滋村裡，像春妮這樣還留存著向上心態的孩童，其實並不太多。
似乎只有一顆強大無比，搏動正常，搏出血量十分充沛的心臟，才最有可能將人世間的種種痛楚，及其所產生的各種負性物質，通過循環系統帶到體內的各個代謝與排泄器官，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潛能，最大限度地化解掉，化整為零，或將其「驅逐出境」，能清零處且清零，能歸零處不尤人。在這個意義上說，心功能與痛苦記憶應該有某種反比性的關聯。如果這種負相關得以確立，那我斗膽預見，在相同條件下，春妮這一生一世得心律失常的可能性，要比她的同伴要小得多，小得多。
沒有一顆搏動良好的心臟，就不要進艾滋村，也不要待在艾滋村。春妮以她特有的心臟，將一個催人淚下的故事，在「藝術療傷」中化成圖文，留在人世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