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槍瞄準（圖片來源: Adobe stock）
王自正自殺後，檢證：凶手自殺所用手槍，正是保衛部被盜的兩支手槍中的另一支。這種槍在當時比較少，只是二級部長以上和保衛、作戰部門配用，保衛部除幹部配用外，還有一部分槍支存在保衛部保密室的保險櫃中，由秘書袁孔祥負責保管。
而且，在他的筆記本中發現，他計畫中要殺死譚甫仁和陳漢中外，還有軍區副司令員陳康、魯瑞林、田維揚等人。
但是，不管如何，疑犯死了，此案從理論上來說還沒有破出來，成了懸案。甚至有史學家提出質疑，派同樣屬於「四野線」的趙澤莽來主持破案是不合適。專案組領導權幾度易手，專案組的人也被變成過嫌疑對象。整個事情經過，包括整個雲南，甚至整個國家都在「翻燒餅」——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乙派整甲派。
1975年，鄧小平復出，認為這個案子的真正凶手沒有確定，景儒林的自殺很蹊蹺，又派公安部副部長趙蒼壁前來雲南重審此案。以確定這個懸案的罪犯以及部隊的安保漏洞，與林彪集團在雲南的活動有無團夥配合集團作案？被關押又怎能從西壩潛入潛出？槍支是怎麼搞到手的？景儒林為什麼自殺等等。
趙蒼璧，是原任西南公安部副部長，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文革後任公安部部長。公安部再派河北劉剛、遼寧徐生兩位有偵察工作經驗的處長以及有關技術人員參加該小組。雲南省委調公安廳副廳長王恩春等參加專案組。軍區確定具體管專案的有軍區副參謀長黃學義，某軍副軍長田大邦，軍區政治部秘書王緯，駐專案組工作。要求對案件中的眾多疑點，要一一查清，事事有著落，件件有交待。
兩個警衛已被關得虛弱不堪，說法與過去一樣，一個說沒有摸過真槍，嚇得床底和廁所亂躲，不敢開門，再說院區的保安不是他負責；另一個說怕被捉姦，被定流氓罪不敢開門。確實與軍隊無關。調查組才最後定下結論，沒有集團沒有人裡通外合作案，沒有部隊中裡應外合的同謀。
隨著問題的逐步查清，各方面有了結果。
關於景儒林的自殺，調查組後來也推測出了。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管理槍支彈藥的袁孔祥發現丟失兩支槍和20發子彈後，被嚇的五魂出殼。他想辦公樓門口有哨兵，保密室裝有子彈鎖的鐵門，保險櫃有密碼，只有他知道密碼才能打開保險櫃，放在櫃子中的兩支槍怎麼能不見了呢？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馬上報告了景儒林。景也感到是個問題，但他不往案件上聯繫，而認為是袁孔祥本身出了紕漏。於是景儒林和保衛部副部長對袁孔祥進行了長時間的反覆的逼供、誘供。最後，袁不得不編造謊言，說炮兵師有個老鄉找袁，說即將復員，想帶支槍去打鳥，於是就給老鄉兩支槍。景儒林如獲至寶，將袁收監，當袁上車去監獄時，對自己講的謊言就翻了供。景仍不重視袁的翻供，執意派人去湖南找這個復員軍人作調查，結果一列所獲，仍要求湖南地方再繼續作那個復員軍人的工作。始終沒有把丟槍與案件聯繫起來，一口認定是袁孔祥本身出的問題，可見景儒林沒有偵察破案的基本知識和素質，主觀臆斷到了何等程度。
景儒林自尊心特強，也非常主觀。在他參與破案的過程中，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的失策，都有他重要的一份。在過去的日常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職的地方。如王自正被隔離審查就是他直接領導的，接到檢舉信後對王進行調查，在是否開槍問題，王懂得主犯已被鎮壓，死無對證，查不到人證物證，就不承認他開槍。致使審查了七個月也結不了案。景認為西壩審查組是他直接管的，警衛森嚴，王犯不可能容易出入，如能輕易出入真是「古今奇談」。槍支事件查出後，景儒林頓時陷入了十分頹喪的境地。在確定王犯是凶手之後，問景誰與王關係密切時，他說出了許多人的名字，問誰能進保密室時，他又點了一任又一任的秘書。因此，保衛部不少人被懷疑了，成了被審查對象，關押地點四周崗哨森嚴，氣氛恐怖緊張。景自已也感到壓力很大，整日情緒懊喪，坐臥不安，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用他自己的話說，凶手是保衛部的人，偷的是保衛部的槍，殺得是保衛部保衛的頭號對象，叫我無臉見人。這種情緒已到了不能自撥的地步，他的精神也到了崩潰的邊緣。
1971年剛過完年，政治部黨委決定將保衛部一窩端，連同軍區政治部專案組人員，被審查對象等，統統到軍區步校辦學習班。學習班地址選便於保密，但有的房間窗子外釘上子木柵條。景儒林和幹部部長王一民參加了學習班，而且都是學習班領導成員，住的都是加木柵條的單間房。此時景感到責任重大，思想壓力也大，而且住的房子窗上有木柵欄，思想鬥爭肯定是十分激烈的。開學第二天，要聯繫實際討論揭發了，景用尼龍繩套在自己脖子上，另一端掛在蚊帳上，坐勢下垂，自縊身亡。
最後，以凶手是王自正作為了結。
專案組經雲南省委和軍區黨委批准，向公安部作了匯報，並於七八年六月寫出結案報告，經兩個黨委審查批准，正式報中央，此案結束，專家組也隨之撤消。
其實，凶手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經歷過全民瘋狂的文革，一切無法無天，悲劇每天發生，這才是導致譚被殺的原因。一個在2300萬雲南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龐然大物，卻在一個狹窄的空間，被握著一柄手槍的小人物，變得如此渺小不堪！從此雲南，被一個小人物改變了歷史。整個社會的70年，也是在這樣不可思議地演繹著生死起伏的戲劇。
當槍聲落地，硝煙散盡之時，人們不得不思考：在「與天斗與地斗與人其樂無窮」的年代，誰都有太多的仇恨。播種仇恨的始作俑者當然輪不到譚甫仁，但在雲南，他畢竟需要對那麼多冤魂和無辜者直接揹負責任。於是，在廣闊社會上演的慘劇，不可避免地被微縮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32號院的小天井裡，在一個初冬清冷、人人都穿上軍大衣的凌晨，以一對一的形式上演了。
每個中國人，理應在中共國式特殊悲劇中吸取教訓，遺憾的是，1989的六四事件、1999江澤民一意孤行要迫害法輪功，以致2003年的疫情，2019前後的香港，中國人沒完沒了的不會吸取教訓。
如果要說，譚甫仁死在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仇恨中，那麼，現在社會，中共還是不斷製造著這樣一波波運動，周永康、孫力軍等人的政變；雲南、廣東、新疆等多地冷酷的民間的爆炸屠殺案；近年太多太多民殺官案件等等，只要中共製造的仇恨不斷，再出現譚甫仁案，一點也不用奇怪。
譚甫仁在文革時殺害了許多無辜百姓，王自正自進入大別山後，殺了很多正義的國民士兵，又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為中共的屠殺立下了很多功勞，才被提幹，正應了中國一句士話，玩火者死於火，玩槍者死於槍，殺人者被人殺……哎，戲劇人生，真是令人唏噓不已。（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