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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圓家人的「時尚夢」，她在囊中羞澀的情況下，收受了「朋友」的幫助。然而，這個朋友並非善類，只是用誘餌引她入套；在道德與利益中，她一度失去平衡；雖然她也有過掙扎和害怕，但是賊船已上，似乎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2017年3月底，美國司法部對一名60多歲的美國國務院女官員進行了指控，此案被外界評為「繼斯諾登」（Edward Snowden）之後的又一大案。細讀指控書，不僅會被大量的細節震撼，還能一窺中共特務機構的真實運作。
特務，就可能藏在你的身邊
1999年，克萊伯（Candace Claiborne）進入了國務院工作，第一次工作的地點，就是在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在出發去中國之前，她完成了外國服務機構（FSI）的普通話訓練。2000－2003年，她被委任在經濟大使顧問的管理專員辦公室，以及大使館的安全工程中心工作。2003-2005年，她被調去了上海的駐華領事館工作，隨後又去了阿根廷和伊朗。2009－2012年，克萊伯被重新調回到北京工作。也就是說克萊伯前前後後，差不多在中國工作了8年。
之後，克萊伯被調回華盛頓總部，再派往蘇丹，直到2015年8月，克萊伯再次返回華府工作。
一切都是從「朋友」開始
克萊伯與中共特務的交集是從她的一位家人開始的，由於起訴書中已經抹掉了這個人的相關信息，我們在這裡就稱他為「A某」。經過分析，A某很大可能是克萊伯的兒子。
據悉，從2007年開始，克萊伯一家認識了一個自稱進出口商、並且在上海經營水療和餐廳業務的中國人「B某」，並與他成為了朋友。認識之後，克萊伯的家人A某便給B某發郵件，希望B某能幫助自己在中國找一份教英文的工作。當時的A某21歲，正值大學畢業，迫不及待的想找一份正經工作。與此同時，克萊伯來拜託B某幫忙。第二天，B某就幫A某在上海微笑星學校（Smiling Star School）找到了一份教職。
同年12月底，在一次聊天當中，克萊伯向這位自己現在唯一信得過的中國朋友大倒苦水說，A某想在中國學習時裝設計，但是現在的困難是大學學費沒著落，不知B某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就這樣，這位經濟緊張、嚮往中國，並且還身份特殊的克萊伯，給B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整個2008年，克萊伯、A某以及B某這三人，都在談論「在中國找工作」這件事。到了2010-2011年間，A某和中共特務B某之間，更是有了大量的郵件往來，不外乎都是關於申請藝術學校的內容。這段期間，克萊伯在北京工作，A某還在美國，而B某在上海。
2010年7月，克萊伯利用出差去上海的空檔，與B某在萬豪酒店（JW Marriott）見了面，具體聊了什麼內容不詳，但兩人特意留影紀念。8月，克萊伯告訴家人「錢現在有點緊。」並說在她回國時，會盡力把債務都補上。她的家人聽了這番話之後，隱約的覺得有點奇怪，但也沒當真。不過，這似乎預示著接下來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時機已成熟？第一個任務來了
這一切貌似很正常的朋友關係，然而到了2011年卻有了實質性的改變。當年5月9-10日，美中戰略經濟對話由當時的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以及中共副總理王岐山參加，那時的中共情報機構費盡心機的想要打聽出美國的底線。
可能覺得克萊伯這條線「成熟」了，於是，她變成了中共手中主要的消息源頭。
5月10日左右，B某立即給克萊伯發郵件說，想要知道「美國政府如何看待人民幣升值的內容以及時間表」，並進一步表示，如果美國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將會如何對中共政府施壓。郵件中，B某要求克萊伯，報告「美國高級官員對這一問題的內部態度」。
在5月18日的一封郵件往來中，B某還明確告訴克萊伯，「想要一些從網上找不到的東西」，並且要求她不要使用郵件發送，以免被人通過網路查到。最後，B某親自從上海飛到北京，取走了這些資料。
中共特務B某很清楚克萊伯當時的處境，那就是急需用錢。因此，4月份時，也就是美中戰略經濟對話之前，克萊伯的美國賬戶，便收到了B某提前匯來的2,480美元的款項。根據起訴書，這筆匯款是從中國銀行（香港）匯出，匯方是三洲船務有限公司（Delta Shipping Co.Ltd），備註一欄寫著：From Shanghai。根據網上查出的資料，該公司2003年註冊，屬於香港私人股份公司，運營9年後於2012年註銷，然後同年又有另一家公司道達航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也使用同一英文名字註冊。
在克萊伯收取這筆錢的前一個月，美國國務院剛剛發出規定，美國各大使館或領事館僱員只要接受外國政府350美元以上的禮物，就需要報告，有形和無形的禮物都包括在內。不過，當時經濟窘迫的克萊伯，沒有報告這筆禮物，她在日記中算到：如果一年能從B某那裡拿到2萬的話，就可以幫助A某在未來完成海外學業以及達成職業目標。
看的出來，在倫理與金錢之間，克萊伯第一次偏向了後者。
共收數萬禮物開弓哪有回頭箭？
作為一名美國國務院的僱員，克萊伯曾多次接受反情報培訓，她很清楚B某和隨後出現的C某都是中共特務，當然，她也知道以自己在國務院的薪酬，根本不可能負擔家人追逐「時尚夢」。所以，在金錢的誘惑下，她一次又一次地選擇了倒下。
2012年，克萊伯又經B某引薦給C某，C某自稱是中共情報機構人員。以後一直到2016年，克萊伯都在持續將美國政府對中美關係的立場以及應對底線等，通過郵件、見面等方式，發送給在上海安全局的B某和C某。期間，克萊伯還收受著這二人給自己送的大量的金錢和禮物。
每次中方在獲得情報前後，都會給克萊伯或她的家人A某直接匯款作為報酬；而對克萊伯和家人的各種經濟需求，也是各種滿足，比如提供多次國內或出國旅行或購買iPhone、電腦等支出，以及負擔A某在2012－2013年在上海一美術學院的學費、生活費、住宿費。甚至當A某在中國犯事時，中共特務B某和C某都會出面介入，阻止警察進行調查，最後讓A某「全身而退」。這足以見得B和C在中國的許可權絕非普通人。
但這些年來，克萊伯也對這層關係感到害怕。她知道一旦事情敗露，她得面臨什麼，那將是沈重的代價。
害怕？想要抽身卻被家人「坑」
在A某越發肆無忌憚的享受著眼前的這一切而不能自拔的時候，克萊伯卻越來越覺得事情不對勁。當時，克萊伯對A某說，「我真的不想自己或你的脖子被套在繩索裡，但是已經有人對你這麼做了。」然而，當時嘗盡了甜頭的A某，鐵了心認為中共特務B某是真心實意的幫他。因此，他不僅沒有聽取克萊伯的勸說，反而還背著克萊伯跟B某聯繫，甚至還跟B某配合給克萊伯施壓，最後逼得克萊伯只能認栽，甘心被拖進泥潭。
為避免越陷越深，克萊伯開始躲閃，但是她完全沒料到她擺脫不了控制。
2014年，克萊伯以「自己要退休了」，告知家人A某說：「我不想你繼續尋求他們的幫助，然後把我拖下水」。誰知A某居然回覆道，自己從來都跟B某沒有任何關係，不要把自己扯在其中。」當時的克萊伯聽到這話，腸子都悔青了。
克萊伯深知賊船難下，便不得已向美國政府，隱瞞了她與中共間諜之間的聯繫，尤其是在面對國務院背景調查員以及聯邦調查局的常規調查時，她多次選擇了撒謊；甚至還指示中共間諜刪除他們之間聯繫的電郵、Skype以及微信等通訊信息。
直到FBI的臥底探員釣魚執法，克萊伯才意識到行動敗露、一切都結束了。在2017年被捕後，克萊伯幾乎都是一言不發。
在經過2年庭審後，直至2019年4月24日，美國司法部發出通訊稿，指法官定於2019年7月9日宣布最終判決，時年60歲的克萊伯，將面臨5年的最高入獄刑罰。
美國司法部國家安全助理檢察長德默斯（John Demers）說，克萊伯清楚對方在為中共情報部門服務，但卻隱瞞信息、並反覆說謊。因此，她的認罪是我們對這些不光彩犯罪行為伸張正義、邁出的一步。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檔案記錄，克萊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間，收取了中共情報人員送予她及家人的總價值數萬美元的禮品、現金、電子產品、旅遊招待、一間公寓及家人在一所中國時裝學校的學費和生活費，僅最後一項就近6萬美元。
對此，負責此案的檢方代表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查官劉潔茜（Jessie Liu）表示，當克萊伯接收外國官員的禮品和錢時，她已經損害了公眾信任。美國將繼續尋求追究官員濫用信任的行為，讓每個人必須對其行為負責。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分析報導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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