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的文章提到，中共過去30年透過改善大學教職員的待遇，提供各種利益，又容許他們以各種方式增加灰色收入，結果是令不少大學的教職員及研究人員成為與中共利益緊扣的關聯者。知識界一旦與建制利益緊扣，甚至成為制度利益的攤分者，就很有可能會變得對現狀滿意，傾向支持現有的制度安排，對既定格局失去了批判精神，或者是明知有問題都不願意承擔以知識干政的道德責任。
過去20多年所見，在中國國內大學教書的那些所謂學者或者知識分子，越來越多水平低下之輩，能夠抱有獨立見解及堅持學術自主的已經不多，能夠扮演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就更是鳳毛麟角。當然，有不少人在自己的學術範圍內學有專精，但環顧全國，仍然願意扮演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繼承范仲淹所謂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學者確實是少之又少了。這個現象，一方面是歷史早有前科，另一方面也是近年明顯出現的倒退。
中國傳統士大夫受儒家思想影響，主要都是以考取功名，以進身為朝廷服務為唯一職志。因此歷史上敢於抱有批判精神的獨立知識分子其實不多。少數在野的就算敢於發出不同的聲音，能夠產生的影響也十分有限。可以說，讀書人成為制度的一部份，早在孔子周遊列國之後已經成為封建體制的傳統。
每當改朝換代之際，或許還有一些讀書人以節氣為念，一時間堅持不事新朝，但能夠堅持下去的畢竟都只是少數，能夠一以貫之到最後就更是少數中的少數。
滿清皇朝以外族入關，早年也有不少有志之士拒絕降清，或起碼不為清皇朝服務，但這種士人抗爭沒有成為潮流。隨着時間，滿清成為新的帝統就得到仕大夫的廣泛接受。加上滿清皇朝的威逼利誘，恩威並施，大部份讀書人最終都是妥協。清一代能夠成為學術祭酒，被朝野都尊崇的讀書人，實在也不多。今天被歷史歌頌的所謂滿清中興名臣，例如曾國藩、左宗棠等等，都不是典型的文臣，還帶有軍功。
晚清的時候，因為受到列強侵凌，令較多讀書人醒覺到中國的貧窮落後，感覺到封建專制之為害。也因為滿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洋務運動，才在晚清出現了一批具有新氣象的學者式人物。話雖如此，當時推動改革、引進新學的很多知名知識分子，例如王國維、嚴復等等，其實都是保皇黨。王國維晚年成為遜位清廢帝溥儀的幕臣，寫的詩詞變得充滿了弄臣的得意及無聊，與早年的思想縱深度比較，可以說是嚴重的倒退。他後來更因為馮玉祥把溥儀逐出紫禁城而不堪羞辱，終於投湖而死去「明志」。嚴復曾經把大量西方學術思想翻譯成為中文，又曾對孫中山先生慨嘆中國人的「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也曾受命於滿清皇朝研究西方憲法，但到頭來卻成為支持復辟帝制的保皇黨。
這樣的例子，在清末民初可以說是不勝枚舉。中國近代歷史，最尊重文人及知識分子的竟然是北洋軍閥的歷任政府。五四運動時，大學生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本來要去到北京大學要人，但北大校長蔡元培拒不合作，北洋軍警也只得打退堂鼓。
由北洋軍閥內戰直至蔣介石完成北伐那十多年間，甚至被部份研究者視為中國近代歷史上學術思想最自由，知識分子最勇於干政的一個階段。上世紀20年代初期，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固然還可以宣揚他們的社會主義思想，胡適等人也可以沒有顧忌地掀起一場持續幾年的民主與獨裁的大辯論。
到共產黨坐穩陣腳，便開始對知識分子進行嚴厲的鬥爭。延安時期王實味的被處決，丁玲在那個階段自我矮化做打手，已經敲響了知識分子的喪鐘。到中共建政早年，具有獨立思想及人格的知識分子大部份都遭受到中共政權的嚴重摧殘。
到了當下，大陸的大學全部都由黨委書記實質領導，由黨全面權控制，已經再沒有學術自由可言，甚至連言論的自由、學術討論的自由都沒有。學生固然要接受洗腦，學者大部份也已經貼貼服服，莫說是不能再有蔡元培、陳獨秀、傅斯年、胡適，在方勵之、嚴家其、劉曉波之後，大陸還有過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型人物嗎？像金燦榮這一類惟中國共產黨馬首是瞻的偽學者真奴才可能倒也不少。
隨着中國大陸的政治不斷收緊，言論及思想自由又繼續收窄，能夠於政治權勢之外發出獨立呼聲的知識分子顯然是越來越少了。這一方面是反映了政治空間的收緊，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國大陸的知識界經過幾十年被共產黨馴化之後，已經沒有幾多有反省能力及抗爭意志的學界中人。就算有一些能夠抱持偏見，整體的大學環境已沒有幾多空間讓他們發光發亮，更遑論發揮知識分子應有的影響力了。
今天香港顯然也好不到那裏。之前還有不少大學的學者有空間以知識來參與社會，現在的局面可以說已經是萬馬齊喑。能夠晉升至香港各所大學管理層的，有幾多個不是權勢的擦鞋仔？他們還要不顧身份，配合政權的需要，打壓學生組織，終於搞到各所大學都不再能有學生會，可說是連民國初年都不如了。更不堪的，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蔡元培或者魯迅翻生，又會如何看待主動邀請警察進入校園拘捕學生的那些大學管理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