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疫情期間，大白在做「消殺」（Getty Images）
2023年12月30日，我在加拿大多倫多觀看了記錄片《武漢封城》，對於親歷過封城的我來說，頗有共鳴和感概。
一、封城伊始
中共「清零政策」下的所謂封城，意味著中共為了實施其反人類的新冠防疫政策，封鎖了一個城市所有與外部連接的公路、鐵路、水路等，將一個城市的人口完全於外界隔絕。2022年3月至5月，我在當時自己居住的城市吉林市，親身經歷了長達3個月的封城，耳聞和目睹了諸多中共政府人為製造的人道主義災難，其悲慘和瘋狂堪比文革，至今回憶起來仍心有餘悸。
2022年3月初，在奧密克戎毒株的危害性已經遠低於流感病毒，世界各國紛紛宣布解除防控措施之際，我當時所生活的城市突然宣布全城新冠防疫進入緊急狀態。我當時任職的中學在工作微信群裡發布通知，傳達政府部門關於停止一切教學活動的決定。城內的各個小區也紛紛宣布停止一切人員進出。不久後，政府宣布所有民眾必須居家隔離不得踏出家門。從此，長達3個月的殘酷封城政策宣告開始。
二、「志願者」非「志願」
我所工作的學校隨即通知所有教師說，防疫工作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所有教師必須24小時待命，隨時準備好承擔「防疫志願者」工作。「防疫志願者」即中國民眾痛恨的所謂「大白「，是中共「清零政策」的實際執行者。他們被政府雇佣或強制，身穿白色防護服，在三年中共反人類防疫政策實施期間，做盡了諸如毆打民眾、封鎖家門、破門而入、強制核酸、強制疫苗等惡行，令民眾痛恨至極。
2022年3月初的某天凌晨2點多，我突然接到了校長打來的電話，通知我馬上到學校，準備好做「大白」。在我看來，將幾百萬人全部囚禁在家，將城市瞬間變成監獄，並用獄警一樣的所謂防疫人員將此種荒唐政策強制執行，無疑是不符合任何一條法律的，並嚴重侵害基本人權，是中共政府一意孤行的暴政。所以我以身體不適為由暫時推辭了校長的要求。
三、「私自回家」是犯罪
隨後的幾天裡，所有的小區被政府人員用鐵絲網和鋼板圍住，並用「大白」24小時嚴防死守，不許任何居民進出。「大白」開始了每天一次上門核酸檢測，後期改為每天清晨都要進行的定時定點下樓排隊核酸檢測。「大白」在此種政府製造的緊急狀態中，擁有可怕的權力。有一次我家被「大白」敲門，僅由於沒有及時開門，便被他們惡毒地訓斥為「不配合國家的政策」。
這種緊急狀態下，中共基層政府的官員，例如社區主任同樣被賦予了威脅並強制民眾服從其決定的特權。管理我所在小區的社區主任便每天在居民微信群裡大肆發表威脅言論。倘若有人在清晨5點下樓做核酸檢測時動作遲緩或晚於她規定的時間，她便要對其當眾嚴厲斥責。有一次一位身居外地的鄰居在微信群裡詢問是否可以回家，她甚至公然揚言：「我告訴你，你家不是你想回就能回的。任何人膽敢私自回家，我都將把你移交給警察嚴肅處理。」自此，「私自回家」成為一項嚴重的罪名。
四、拒絕做「大白」
在接到校長電話後的兩週左右的時期內，我陸續接到了副校長、各部門主任的電話，強迫我去做「防疫志願者」。「志願者」本意為自願，但中共居然改變了漢語詞彙的基本涵義，以自願的名義實施強制。在目睹了「防疫志願者」的種種暴行後，我決定寧可丟掉工作也不去做「大白」，拒絕接聽學校的電話，不配合執行中共的極端政策。為此，我遭受到了學校領導的威脅恐嚇。他們在微信上留言給我說，如果我不承擔此項工作，將由教育局和紀委監委對我實施嚴肅處分。
為了逃避這種可怕的迫害，我只能向學校謊稱我居住在「高風險區」。當時我所在城市的各個小區，按照所謂疫情的危險程度，被劃分為「高風險區」「中風險區」和「低風險區」。我之所以謊稱居住在「高風險區」，是因為按照當時的政策，「高風險區」必須以最嚴格的方式封鎖，裡面的人不可以外出做「防疫志願者」。此後，我所在學校的要求所有教師必須在微信群裡每天上報自己和共同居住人的姓名、體溫、居住地址、身份證號碼、所在的街道和社區的名稱等詳細信息。
五、「下沉幹部」政策
進入4月後，政府陸續出臺了各種更為嚴格的管理措施。為了緩解「大白」人手的不足，出臺了以「下沉幹部」為名的政策。所謂「下沉幹部」政策，即動用街道和社區這種編戶齊民式的嚴格的戶籍管理體系，篩查出各個小區內每一個中共法律所稱的「國家工作人員」，包括當時我那種最基層的教師在內，強迫他們充當「防疫志願者」，執行政府決定的一切武斷和殘酷的反人類「清零」措施。上文提到的登記詳細信息措施，便是要為「下沉幹部」政策做鋪墊。
由於我一直向學校謊稱我居住在「高風險區」，我便暫時又躲過了「下沉幹部」政策的脅迫。即便如此，我每天依然十分害怕，因為政府部門和學校領導不停地通知說，如果任何人在疫情期間謊報瞞報信息，都將面臨嚴重的法律制裁。實際上，封城和清零政策本身就不符合任何法律，他們口中的法不過是領導的看法，不過是獨裁者的個人意志。
我的一位前同事並沒有我這樣幸運，對於這種極端政策，她與我持有相通的觀點，於是她直接拒絕校長的安排，拒絕充當中共的「打手」和」獄警」，即拒絕做「大白」。她對良知的堅守給她帶來了麻煩，她在此期間遭受了社區主任帶著中共基層工作人員三番五次的登門騷擾和威脅。後來經由她的口述我得知，社區主任威脅她說：「執行下沉幹部政策是你不可以拒絕的。我告訴你，如果你不去做‘防疫志願者’，我讓你兒子參加不了今年的高考，我會動用一切資源取消你兒子的高考報名資格。」社區主任甚至打電話叫來了警察來脅迫我這位同事，警察隨即把他們全家三口人，在核酸檢測結果全部為陰性的情況下，綁架離開家裡並送入了防疫集中營中長達一個月之久。
六、食品與藥物短缺
政府將幾百萬人全部囚禁在家里長達三個月，終止了一切正常的商業活動，只允許政府特許經營的商家供貨，全城施行類似計畫經濟配給制的政策，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愈演愈烈的食物和藥物短缺狀況。從封城執行之日起到結束的三個月內，政府只免費配給了兩次蔬菜，每戶每次大概只有幾公斤的重量。民眾無法外出購買食品，只能在自建的微信群中，通過屈指可數的幾個特許商家購買，且商品種類極為有限，價格高出平時幾倍，僅能供應最基本生存。此種購買方式被稱為「微信接龍」，即在通訊軟體聊天群內逐一登記購買信息，在線支付後商家將食品投送至公寓單元門前。
這種配給制式的食物供應方式嚴重違背市場規律，幾百萬囚犯一樣人口的食品配給和投送絕非任何政府能夠勝任。即使可以微信群中接龍買菜，供貨不足和配送效率導致的食品短依然造成了普遍的飢餓狀況。全市的各個小區內陸續出現了鄰里以物易物的食品獲取方式。不擅長使用手機來買菜的老年人經常忍飢挨餓，常年服用藥物的慢性病患者和和突發疾病的病人無法及時獲取藥物和治療，甚至醫院以沒有24小時內的核酸檢測報告為由拒絕接診，以至於將急診病人和臨盆產婦拒之門外。
七、飢餓、斷供與自殺
2022年4月至5月，在吉林市的封城進行了兩三個月之際，由於人們的人身自由嚴格受限，不可以外出工作掙錢，許許多多人喪失了收入來源。不少人在僅有的積蓄花光，而政府卻不提供任何補貼的情況下，存款愈來愈少以至於彈盡糧絕、陷入了經濟上的絕境，越來越多的飢餓狀況每天上演。與此同時，由於收入清零，越來越多的人出現了房產和車輛的斷供現象，他們無法償還高昂的月供，以至於紛紛跳樓自殺。我所在的幾個微信群中每週都會出現市民因房產貸款斷供或長期封城導致的抑鬱而跳樓的視頻。
封城期間，中共的各級政府部門被給予了嚴酷的防疫任務，毆打民眾和焊人家門的差事惡有惡報，在三個月中長春和吉林市被強迫每天勞動十幾個小時的「大白」每個月被累死一個，政府美其名曰為「抗疫烈士」。來自不同單位的「大白」之間更出現鬧劇，他們之間甚至由於工作安排問題互相鬥毆，其視頻廣泛傳播於當時市民的社交網路中。當時甚至有一個作為中共基層官員的社區主任，由於其管轄的小區內病例增多而壓力過大跳樓自殺。
八、中共是罪惡之源
在中共殘酷的專制制度下，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間往往並無明顯的分野，施害者與受害者往往都是暴政的犧牲品。囂張跋扈的打人「大白」可以轉眼被累死成為暴君的炮灰，而被打的底層飢餓市民為了每天能從政府領盒飯果腹，可以在政府有需要時，毫不猶豫地穿上白色防護服，瞬間變身為打人的「大白」。在共產黨發明的這種非人社會裏，施害者往往也是受害者，而受害者往往期待變身為施害者。
類似中共在過去幾十年中親手炮製的各類政治運動一樣，中共的「清零」和「封城」政策無疑將人性中至為罪惡的一面激發了出來，其可怕程度堪比文革。很多人說中共炮製的三年「清零」政策已經過去了，不會再有了。然而只要中共的暴政一日不被除滅，類似封城這種人道主義災難便會永無止境地上演。只有中共被徹底推翻，武漢、西安、烏魯木齊、上海、吉林等封城政策下無辜慘死的冤魂才能得到真正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