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多次向中国道歉，但道歉的理由都是错的。日本侵华对中国造成的最大伤害，不是生命与财产损失，而是导致了中国的赤化。
日本發展東北，是為了把東北當作自己的大后方、工業基地，這一切是為了日本國的殖民侵略服務，而非為了什麼大東亞共榮。
難道為了否定中共，連日本法西斯都要贊美？真令人啼笑皆非！
那你乾脆說在全世界範圍內贏得巨大尊重的東亞反法西斯戰場的國民革命軍是反動派好了！
而这在你看来却是很恐怖，只能推测你心中的共匪党性及伴生的特权意识已根深蒂固，对于这种令权贵阶层毫无机会发国难财的境况深感不安。
那段歷史，離我們並不遙遠，我們的國民，我們的民國，比日本偉大！
日本人尊崇的教育之神，就是我們的孔聖人！
雖然共產魔教幾乎讓中華文化絕滅，但我絕不認可中共統治是中國、絕不認可共黨文化是中華文化，我大中華文化才是真正萬歲！
共產高級獸，談尊嚴，你配？！
他認為，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里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因而非常睿智，“懂得忍辱負重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所以他在書中告誡日本人說，中國人在歷史中已經掌握了很多東西，“而我們只有2000年，是人家的一半而已。我們需要學習的第一步就要從這里開始︰不要自殺，要堅強地活下去，用實際行動做到盡人事、听天命”。
他在另一本書《隔壁的中國人》中也提到，“日本人去別人家做客吃飯，第二天再見面時會說起昨天的事情並感謝對方。過幾天再相遇的話，還會說前些日子多謝招待。甚至于一年之後還要為這件事道謝。但是，對于中國人來說，只要當場表達過謝意，這件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那麼，日本人就是重情重義，中國人就是忘恩負義了？其實不然。內山完造為我們辯駁說︰“將施助之類妄作恩德，方是大誤。君子之交淡如水，豈僅指古聖人之言呢。若一言謝，何等
那時，上海內山書店的中日方店員曾組織過一個內部儲蓄會，每人每月繳納一元，並把錢存進中南銀行。可後來，那家銀行因公債暴跌而蒙受巨額虧損，其所發行的紙幣被外國銀行拒收了。于是內山向書店的中國人主管王寶良建議︰“中南銀行比較危險，還是把儲蓄會的存款取出來，轉存正金銀行比較保險。”可王寶良卻說︰“沒關系，先擱在那兒吧。”他不解，“萬一銀行破產怎麼辦？”王寶良答道︰“人家虧損時去提款，銀行便會破產。還是在人家賺錢時去取錢比較好。”內山听罷，頓感羞慚。要知道，王寶良只不過是一個13歲就進店當小伙計的普通中國人，他都能有這番見識，不計較個人得失。原來，普通中國人身上，也不乏偉大之處。
這也可以解釋，當抗日戰爭爆發時，會有那麼多中國人毅然毀家紓難，抗擊侵略者。國軍在抗戰中，成營成團成師全部犧牲，一個人都沒活的例子比比皆是。當時日本是現代化的軍事強國（二戰時日本航空母艦有十艘），中國是落後的農業國。如果所有中國人都是貪圖小利不顧大義的鼠輩、都是沒有正義思維的無神論者，那中國還不知道會亡多少次。如果中國當時都相信鼓吹民族內部窩里斗的階級斗爭，中國能打得過日本嗎？
日本人內山完造在中國待了35年，寫了不少關于中國人的書，其中有一本叫做《花甲錄》。中國人——從商人、知識份子到普通店員，甚至是那些掙扎于社會底層的農人、縴夫和苦力，他們身上的真誠、善良、勤勉、樂天、隱忍的品性，默默地感染著內山完造，令他深深地震撼。
內山原本帶著“中國人低”的偏見來到中國，他認為世界五寸高，他自己四寸五分，來到中國這個四寸高的地方，更容易生存與發展。內山從社會的底端起步，在中國社會不懈打拼、上升的過程，他從老百姓生活細節中發現，中國這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民族並非像世界想像的那樣愚昧，而是個有智慧的先進民族。
比如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看到（中國）“避難者成群結隊涌過，卻全然不見任何混亂跡象，卡車穿過馬路時，也平安無事。與日本人動輒歇斯底里狀相比，完全不成問題，實在是平靜如常”，完造的內心其實很難平靜。特別是眼瞅著“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帶走時，也淡定自若”，而“躁動不安的是日本人，兩相比較，自然不難看出民族的輕率與持重。”
他還在書中提到，1914年，他去長沙行商，順道訪問城里的英華大藥房。這家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