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没有预警系统的社会
见过不知痛的孩子吗？这是一种病。他们犯了错误而摔得遍体鳞伤仍不会接受教训，因为他们不知疼痛。他们不怕火烧，不怕刀割，也不怕病痛，因为他们没有感觉。早夭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命运。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生的就是这种病。共产党把一切“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消灭了所谓的敌对势力，同时也把社会本身的预警系统破坏得一干二尽。社会没有了独立的声音，政府根本不了解他们的施政是否被多数人所接受，即使干了人神共愤的事也不会有自觉。就象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垮台的最后一分钟所看到的还是人民对他的欢呼。打一个比方说,现行政府对付社会问题就象大禹的父亲治理水,建大坝“堵”。年年加建，河床都比楼顶高了。开始几年大家平安,可是到了堵不住的时候呢?大家同归于尽----而这一天必然会来临，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那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对中国领导人，这根本无所谓，只要不在他们任上塌就行了。
2。没有游戏规则
中国社会的的另一个病态是没有游戏规则，没有什么政策能维持三五年不变的，也没有一个法律是真正在全面执行的。一种典型的人治社会。大部分人民对朝令夕改的公开游戏规则无所适从，因此发展出了民间自己的游戏规则，那就是：一是犯法随大流，反正法不责众；二是作假，你政策变了，我所有做的东西也跟着变。三是逢庙就拜，逢神就跪，有用的衙门多行贿。简单地说，民间的游戏规则就是，犯法、犯规、再犯纪律。高级干部篡改法律，中层干部欺上瞒下，生意人偷税买假货，打工崽们钻点空子捞点小便宜过日子。要是完全按照公开的游戏规则办事，别说出人头地，就是做一个正常的公民都不容易。
3。人才逆淘汰
人民素质不高，社会的稳定性就比较差。但提高人民素质的关键又是社会改革。这是一个循环：一个好的社会-----高素质的人民-----人才正淘汰----社会更加进步；一个腐败的社会-----低素质的人民----人才逆淘汰----社会更加腐败。在中国，做一个正常人是要被淘汰的。我姐姐的孩子小时候特可爱，一说谎一定脸红。现在他在做生意，一天他回家后向母亲报怨他从小的家庭教育错误：“整天让我们说老实话，害的我现在说谎还是底气不足，好好的一笔生意就被更更会说谎的人抢走了。”这就是中国的逻辑。
中国国情首先是人的情况
1。最高领导人：
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言行就是最重要的国情。他在做出一切决策前，首先考虑的是决策本身是否有利于巩固他的权力。一旦对他的权力形成危险时，自己的父母、妻儿也可杀，国家主权可以出卖。如果有利于他们巩固权力，引狼入室也在所不惜，牺牲几百，上万生命更是家常便饭。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常常跌破眼镜，象中越战争，六四事件等等，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用西方的国家利益、政党斗争、民意等决策模式去猜测中国领导人的决策无疑是缘木求鱼。要知道，什么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什么为人民服务，都只是他们在不危及他们的利益时作秀用的。如果他们还有一点点良心的话，早就象赵紫阳，胡耀邦一样下场了。历代帝王如此，毛泽东如此，邓小平如此，江泽民也是如此。
2。干部：
他们有最充份的资讯去全面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政治改革必要性的认识也最深刻。具体表现在：一类干部积极要求政治改革，每一次问卷调查中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是要求政治改革比例最高的两类人。另一类干部则积极准备后路，在有权时大量贪污行贿，传移资产，为其日后打算。江西的胡省长就一语道破天机：十年后谁知道共产党会在那里，我现在只为自己服务。
3。知识分子：
他们有充份的资讯去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没有权力，他们比干部更了解基层的情况。和干部一样，他们分成几类。一是积极要求政治改革，由于社会压力太大，这类人比例不高。第二类人是明哲保身，他们中大部份人是支持政治改革的，但统治者只需给他们几根骨头就会把嘴巴闭上。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在他们身上反应得淋漓尽致。另一类是见人说人话，是见鬼说鬼话，到处捞好处，他们是真正的败类。在著名的知识分子中，这类人的比例最高，因此对社会的危害也最大。为人师表而误人子弟，实在是罪不可赦。政府没有给他们说真话的权力但也没有剥夺他们不说假话的权力，所以“不得已”、“违心”不能成为他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有一个我亲身的经历：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听见了钱学森私下在小会讨论中表达对用马列主义干涉学术自由的不满，但就在一个月后，我看见了>上他的大作：“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批判方厉之的天体物理学理论”，别忘了他对天体物理学可是一窍不通的。你还能说他是无知吗？我看只能说他是下贱。
另外，在有文化的群体中，有一种人是思想奴隶，这种人已经被多年的宣传训练得不会用自己的脑袋了。报纸上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受骗了一百遍还是不学乖。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中，这种人的比例较高。我碰到过一位老人，刚出国时整天向他的儿子宣传共产党的一套，几乎是重复中央电视台的广播，让他不胜其烦。可几个月下来后，他又整天向他的儿子宣传法轮功，弄的他儿子想尽办法避免与他父亲见面。
4。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的农村居民：
他们有一定的资讯去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身边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们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多数情况下他们没有时间和兴趣去讨论政治改革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希望改革，而是现实中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政治没有任何影响力，使他们对改革彻底麻木了。只有两种情况下他们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是给他们真正的民主投票权，一是在中国经济崩溃时。但一旦他们发出了声音，将会是推动改革的主力。
5。贫穷地区的农村居民：
他们只有很少的资讯去了解他们周围以外的世界的实际情况，但他们身边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们一个更真实的农村。多数农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改革。但他们对本身社会地位的不满使他们对改革的亲和力比城市居民更大。我一点不怀疑农村居民的智慧，对某些他们身边的问题的认识远远比中南海的大人们清楚得多。但由于缺乏对现代文明的认识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改革意识中有很大的暴力和反文明的倾向。
6。新生资产阶级：
许多人把新生资产阶级当作政治改革的催生人，结果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却是旧制度的忠实捍卫者。因为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的主体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寄生在官僚体制上的爆发户。虽然他们希望政治改革能给他们的财产带来法律上的保障，但他们更恐惧没有官僚为他们撑腰的民主社会。绝大多数新生资产阶级明白，如果到象美国这样的社会中去做生意，他们会一败徒地。
7。民工族：
来自贫穷的地区的“民工族”是中国受剥削和歧视最严重的阶级。由于和留在家乡的人相比，他们是属于富裕的，所以在短时间内他们会满足于现状。一旦他们接触了发达地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后，他们的不满会与日俱增，明显带有暴力和反文明的倾向。但即使现在开始政治改革，由于在很长时间内也无法使他们受惠，所以他们的改革热情甚至不如留在家乡的人。
更加可怕的是“民工族”的下一代。虽然“民工族”对发达地区的繁荣发展作出来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户口的限制，他们的子女无法得到和当地儿童一样的教育。“民工族”的孩子或者离开父母，回到他们父母的家乡接受教育。或者留在父母身边接受不正规定教育甚至变成文盲。两者都会对他们幼小的身心产生巨大的扭曲。他们对发达地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感受比他们父母深刻；发达和落后地区的巨大差距对他们的产生冲击远比对他们父母严重；他们没有感受到父母从落后地区刚出来时生活水平提高的那种快乐；他们对父母的家乡没有感情，但发达地区又没有给他们感情；这群人和父母的代沟是显然的；他们也不象他们父母家乡的孩子，因为没有接触到现代文明那样的纯净、那样的愚昧。他们将会是一代没有情感，充满愤怒的群体。混杂着他们父母家乡中的愚昧和现代文明中的堕落，这群人的反社会，反文明的倾向将是毁灭性的。我真不知道这些人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政府不及时采取措施，给于他们同样的教育机会，二十年后，我们将以羞愧的眼睛面对这一群野兽。那是因为我们的过错，而他们则是无辜的。
(大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