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中旬，我访美归国，途经香港。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而且此时恰好是香港的一个“非常时期”，以一个新鲜的观察者的眼光来看，香港还真有不少吸引我的地方。
女性占一半的行业
停留香港期间，我与香港的新闻界人士有不少的接触。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香港的记者之中，女性占了一大半，这种情形不仅在中国大陆不太可能出现，就是在女权运动早已高嚷了半个多世纪的欧美国家也不多见。我一向认为，记者是一件兼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者的艰巨工作，女性在这一行业中天生就处于弱者的地位。但是，这次通过对香港新闻界的观察，我的这一偏见“彻底”地破产了。到机场来接我的，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的女记者陈毓欣小姐。她个子高橝容貌优雅，说话柔媚。听她的口音，我怀疑她来自台湾，一问之下，她果然是台湾人，大学毕业之后就到香港工作，现在已经将近十年了。陈小姐告诉我，她喜欢香港这个活力四射的“动感之都”，觉得香港比台北更具有挑战性。多年来，她在香港新闻界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也融入了香港生机勃勃的社会生活之中，她已然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家。在谈到两岸叁地的很多问题是，我们都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
江主席不“爱幼”？
第二天在香港光华文化中心会议室采访我的，是我早就想见面的香港有线电视台女记者张宝华。她就是那个因为问了一个“中央是否挺董”的问题，而遭到我们的江主席破口大骂的女记者。因为被骂，张宝华一举成名。我在网路上广泛流传的那段江主席骂人的画面中，只见江主席青筋暴起、唾沫横飞的王者之风，却不见被如此“修理”的女记者的半边倩影。此次一见之下，我才大吃一惊：她原来如此年轻！张宝华款款地走过来同我握手，抱歉地说：“我的国语不太灵光，请多包涵。”她看上去就像是一位邻家的高中女孩。我不禁想，江主席口口声声说自己与美国大牌记者华莱士如何谈笑风生，这是他“尊老”的美德，但他不会不知道中国人除了“尊老”之外，还应该“爱幼”吧？以年龄而论，江主席足以当上这个女孩的爷爷了，为何连这样一个小女孩都不能宽容呢？
张宝华却不愿我“小看”她，我们便比较起年龄来。不比不知道，原来我们竟然是同年，她还比我大几个月呢。张宝华看上去像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妹妹，却已经是香港有线电视的高级记者了，做起采访来立刻就体现出相当的职业素质来。采访完成之后，我们一起照了一张合影，我开玩笑说：“大概我们两个人是中宣部最不喜欢的两个人吧！”窗外是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在隐隐的海涛中与“童言无忌”的张宝华交谈，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她告诉我，她的第一本书就快要出版了，这本书中记载了她从事新闻事业的苦与乐，以及那次与“江爷爷”冲突的来龙去脉。我很有兴趣读到这本书。在访问香港记者协会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了香港记者协会的总干事罗少兰女士。罗女士干练而稳重，她向我介绍了香港记者协会的工作情。
人生的奇妙
大陆的“记者协会”徒具虚名，不过是官方随意玩耍的一个“花瓶”而已；而香港记者协会的的确确是记者的家园和沙龙，也是记者权利和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罗女士送给我两本香港记者协会编辑的《记者之声》杂志以及《二零零叁年年报》。第叁期《记者之声》的主题为“危困之中的新闻自由”，第四期《记者之声》的主题为“非典型的新闻挑战”，而记者协会年报的主题则是──“收紧政策：严控公民权利，威胁香港言论自由”。罗少兰告诉我，记者协会的每一篇报告都以事实为依据，他们的工作就像是灯塔的守护者一样，不断地给将要触礁的航船以警告。在这间狭小得有些不符合“香港记者协会”身分的办公室，我们就内地和香港新闻界的状交换了很多看法。他们宛如一群默默耕种的农夫，香港广大市民应当更多地关注他们的事业。
《苹果日报》的记者卢燕仪小姐，为了完成对我的一篇专访文章，不顾炎热的天气，带着一名摄影师专程赶到我在中文大学的住地，我们在一家学生速食店外面漫谈了一个多小时。《成报》的记者胡淑婷，则在《开放》杂志的资料室内对我进行了认真的访谈。《南华早报》的记者余泳恩更是非常敬业，她不仅到中大中国资料服务中心来参加我的午餐讨论会，之后对我进行专门的采访，而且在我返回北京之后还打来电话询问一些细节问题。她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我虽然有点吃不消，但更多的还是肃然起敬。
我在香港还遇到了以前在北京见过面的老朋友、两位《明报》的女记者潘诗韵和潘惠莲。回忆起一年前我们在冰天雪地的北京的会面来，如今身处盛夏的香港，顿觉时空的转换、人生的奇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