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记者来鸿:变化中的中国国企

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经济问题就是改革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工业的支柱，这些国有企业曾经为工人们提供了铁饭碗。现在，国有企业则面临着残酷的现实，要么赢利，要么关门。在艰难的改革中，上万家企业倒闭，数千万企业职工下岗。本台新任驻北京记者林慕莲曾经在一家中国的国有企业工作过，现在她重新回到老单位，希望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阔别十年后，回到北京，让我真的都搞不清方向了。这座城市的建设步伐是如此之快，走在其中仿佛是在体验一种虚拟的感受。除了街道的名字，一切都改变了。就拿我曾经生活过的那条街道来说吧，那些小餐馆和菜市场已经不见了，甚至连买狗皮裤子的那位老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阔的马路，而喇叭轰鸣的车队和失望的自行车大军则在缓慢地前行。

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北京工作生活过一年，那时，在一家出版社担任所谓的外国专家。这家国有出版社基本上负责政府的宣传工作，即把中文图书翻译成英文出版。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楚，这些书是为谁出版的。我的工作主要是为翻译后的版本进行语言上的润色。每本书就像是大力神的探险，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更为深涩，更难翻译。我能记得起的书，一本是关于脸谱艺术的，一本是关于出土文物的，还有一套关于中医的系列丛书。与我一同工作的一位"专家"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润色了一位小有名气的经济学家的所有著作。后来由于这位不幸的经济学家在政治上失宠，那些翻译稿也就束之高阁了。

好在，我们的工作量不算大，这也缓解了工作本身的枯燥。每天上午和下午，我们各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打乒乓球，午饭的时间有两个小时，所以多数人会出去买东西。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没完没了的会议，单位组织的出游活动，以及其他单位的人来做报告。那时，解放军也开始做起了生意。我还记得，一天一整个下午，我们都没有做自己的活，一位军人来推销化妆品，大家都在试妆。所以，毫不奇怪，我们的单位几乎没有任何赢利可言。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购买过我们出版的那些书。这次回到北京，我急于想了解一些以前的老同事现在怎么样了。

来到楼上，我仍然能够感觉到那种要编辑一大摞手稿的恐惧感。大楼本身还和以前一样，每一层的楼梯都有一张乒乓球台。不久，我就找到了老同事张女士。我们在她的办公室里坐下来，边喝茶边聊了起来。办公室周围仍然堆着厚厚的书稿。张女士告诉我现在的生活已经有了多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出版英文书了，因为那没有市场。我们现在只出版中文书。我们现在甚至连校对都分包给别人去做，"她告诉我。

"收入怎么样呢？"我问道。当我还在这家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有的人工资每个月只有三十多美元。"哦，要比以前好多了，"她回答说，"我们的收入现在和销量挂钩，所以有点不好估计。""那出版的书呢？肯定比较有意思吧？"我接着问道。我们都笑了起了，回忆起过去出版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书。"那些书现在根本就不会出版，"她回答说，"它们根本就没有市场。" 与过去由上级安排任务不同，现在张女士自己就可以决定出版什么样的书。当然，这种做法也各有利弊。好的一面，编辑有更大的自由，负有更大的责任，出版的书也更为有趣。不好的一面，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整个出版社每年只出十五本书，而现在这只是一位编辑的出书量。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也不都是让人高兴的事，"张女士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遗憾。"我们现在工作得非常辛苦。大家互相很少见面，人人都很紧张。"与她的交谈，让我了解到市场经济的严酷现实也最终落在了我的老单位上。这家出版社正在努力重新塑造自己，集中精力地赚钱。但是我在想，如果那些挺过来的人都觉得生活很难，那么对于从来没有选择的下岗者来说，生活又会有多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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