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六四“暴徒”
作者:余志坚
发表:2007-05-28 07:43
一、在北京东城分局和“K字楼”
18 年前,“五.二三”蛋击毛像事件之后,喻东岳、鲁德成和我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旁边的收容所内。三人是分开关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关在几号监牢了,只记得是和一个北京小贼关在一起。从5月24号到6月3号,我只被提过一次审,日子过的很清闲,号子里就我们两人,什么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饭、睡觉,看看报纸,偶尔聊聊天。我虽然很关心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焦虑时局的演变,但由于与世隔绝,除了能读到一份《北京日报》外,什么信息也得不到。
记得读到6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十万外地大学生已经撤离了北京”的报道时,我还估计整个学潮和运动也就这样和平的慢慢的收场了。我对自己说:“也好吧,没办法,能怎么样呢!”那时候,我对局势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如果学潮和运动成功,我们的事情肯定会大事化小,而如果学潮和运动失败,则当局很可能会拿我们三人开刀。
6月3日晚上11点,我还没有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噼里啪啦”,持续不断,直到天明。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震惊,尤如五雷轰顶,心里头翻江倒海,彻夜未眠。
伴随着外面“噼里啪啦”的枪声,我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我后来写的一份遗书,喻东岳、鲁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阳监狱看过,之后在湖南永州监狱我被关严管队时,连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被监狱方面查扣,直到出狱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当时写下的对时局的判断:“那么,邓小平当局是公然向人民开枪,与人民为敌了!”“中国历史,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正在揭开!”
6月4日早晨,天还没有透亮,号子里就开始进人了,一直不断,被抓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学生。小青年多半是什么砸了警亭的啊,向大兵扔石头的啊,或者是深夜还在街上游荡的啊,大学生则是身上搜出了传单一类的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由于看守所已被军事管制,这些人进来时几乎个个都遭到大兵拳脚相向,有的是暴打,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学生。有的大学生进来时还分辨:“我是大学生!我没干什么!”,可那帮大兵却边打边骂:“还大学生!就是要打你们这帮大学生!”
不到几天,原来只有两人的不到 20平方的号子里,竟关上了三、四十人。号子里的人勉强能站下脚,连转身都困难,何况便池也在号子里面。人又多,天又热,也不放风,完全成了人间地狱。因为挨打,号子里很恐怖,加上纷纷流传着邓大人的那句“杀他二十万!平息二十年!”的话,气氛更加恐怖。他们都说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如机关枪对着人群扫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数以万计,等等。
由于时间太久,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独独记得一位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戴眼镜,姓康,单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准备从火车站南下演讲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传品被抓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学生领袖,但和他们熟。他5月底时去了丰台火车站,自愿协助工运,和韩东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韩东方,说韩是“中国的瓦文萨”。他虽然挨了打,精神却很振奋,仍然敢说:“人民已经起义了!”“独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么,该有许许多多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学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暴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烧过车的、打过大兵的。或许因为是收容所,大概没有真正的暴徒给送进这里来。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深,自然也就不太记得了。我想,在我离开了东城分局后,这些人大概也就放的放,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应该判的不重吧。
六月十五日,我们三人被从东城分局收容所转走。来了七、八辆军用吉普车,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腰系大皮带,脚登大皮鞋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几个大兵象拎小鸡一样,把我丢进一辆军用吉普车中。我刚倒在车上,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大兵又用冲锋枪的枪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满嘴是血,一颗门牙被当即打脱。这几个大兵随即跳上车,用军用皮靴踩住我的头、背和脚上。我当时的一个最极端的想法,是以为他们要把我们三人拉到外面给秘密枪决了,感觉毫无办法,无法可想。
然而不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我拖下车,带到一幢大楼的一个大厅。然后,宣布我们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煽动宣传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K字楼”,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因其建筑结构象“K”字,故名“K字楼”,据说还是日本人占据北京的时候修建的老建筑。与“K字楼”一墙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监狱。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审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们的案子已经严重升级了。我刚到“K字楼”时是关在二楼,5筒,最里面的一个小号子。喻东岳关在我对面的筒子里,鲁德成关在楼下的筒子里。我刚进号子的时候,里面关了三个刑事犯,其中的牢头是个经济犯,叫田苗,是个干部子弟。他们在里面关久了,对外面的形势显的异常关心,兴趣极大,事无巨细,总是问个没完没了。他们知道我是砸毛像进来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认为我们很傻,肯定要被枪毙,有些不值得。他们问我“六四”大屠杀的事,我有些答不上来,只是把在收容所听说到的一些事说了说,由于说得不太真切和细致,他们竟然感到非常的遗憾。
过了两天,我们号子进了一个新人,叫刘国庆。三十多岁,高个头,很强壮,住北京市门头沟煤矿附近。他是个傻子,也是个结巴。说他傻,是因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却很忠厚,从未谈过恋爱,也没结婚,有着浑身的力气。他倒确确实实是一个暴徒,因为他是烧装甲车进来的。我们反复问他烧车的事,他却答不上来,也说不出自己是在哪儿烧的车,真是遗憾。我们反复的问,他总是反复的说, “气愤!......气愤!......坦克车轧死人了!坦克车轧死人了!”
在反复的询问当中,我们总算了解到有关刘国庆烧车的一些真实情况:原来刘国庆烧车时,是亲眼见到坦克车轧死了人,他气不过。旁边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过的装甲车上泼,他则用丝手套沾上汽油,点着火,然后朝装甲车上扔。一辆装甲车就这样被点火烧着了。
没过几天,刘国庆便从我们的号子里转出去了,听说是以“放火罪”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时候,他黑红的脸都白了!“K字楼”的规矩是,接了死刑判决,就转到死牢里去。死牢据说就在“K字楼”的地下室。
在这之前,北京已公开宣布枪决了两批六四“暴徒”,西方国家也由此开始一致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这之后,被枪毙的人也就再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姓名了。当时对六四“暴徒”的打击真叫是“从重从快”,闻所未闻。据说是一审、二审法院同时办案,一审判决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审当即开庭:维持原判,拉出去枪毙!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国庆究竟被枪毙没有?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北京门头沟煤矿的住址也是真实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帮忙去查找一下。一个傻子出于义愤,烧了车,被判了死刑,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刘国庆走了以后,又进来了一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路中枢,中等个子,是河北邯郸市郊区的农民。他可了不得,据说,他一个人竟烧了五、六辆坦克车和装甲车,其中有一辆价值几百万元的德制装甲车,里面竟然坐着一位师长,车被他烧了,师长当然也就屁滚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他总是一个字也不说。他的情况,我们都是听管我们筒的一个叫赵队长的警察说的,赵队长还说:“路中枢有精神病,他会不会判死刑,就看法庭会不会承认他有精神病。”
号子里的人都和我一样,认为烧车越多越英雄。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路中枢,都叫他“路大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们,从头至尾也没说过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路大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们也不知道路大侠为什么不说话。和刘国庆一样,我也不知道路中枢的死刑究竟被执行了没有?尽管我判断他们十有八九是被枪毙了,但这不是确证,现在也很难去确切地查证。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录此存档,作为纪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搞清楚他们的真相和结果。
七月初,我接到了起诉书,检察院对我们的指控很严厉,什么“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极为恶劣,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等等。“K字楼”里流行一句话,叫“两特两极,必死无疑”。同号的人都认为我们会判死刑,赵队长经常找我聊天,他也对我说,“判不判你们死刑,就在于邓大人一句话了。如果他不发话,你们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下了一份准备留给我姐姐的遗书,大意是两点:一,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二,我对我自己做的事负责,死而无憾。我还在号子里的墙壁上写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
仍然要倒!——倒不烂的酱缸
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泪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战!——战不胜的死神
仍然要登!——登不上的山峰
仍然要画!——画不圆的圆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忧思
据廖亦武的文章说,北京有位叫武文威的画家,后来也关在我呆过的这个号子,他看过我的题诗。
七月中旬吧,我被从小监号调到隔壁的一个大监号,号子里有六四“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个人。此后一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六四“暴徒”,是个青年,不到三十岁,长得白白净净,非常清秀,已经结婚,夫妻很恩爱。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当局指控他杀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国卫士”,有街头摄像枪的录像作为证据,我问过他,他不否认,可也不愿深谈。从他的外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暴力倾向,但从他说的不多的话中,我们能设想到当时的那种场景和气氛。
这位青年,或许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判死刑,他不愿谈六四,也不愿谈政治,很坦然面对的样子。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因为他唱歌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费翔一类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感动得我当时都哭了。我还深深地记得,吃罢晚饭,大伙把铺盖收起,十几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可能会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板上,脚镣“哐当哐当”地响,节奏感也很强。这种舞会每次都有“费翔” 参加,他唱歌跳舞的样子都很安详,实在让人难以忘记!直到有一天,监牢的铁门哐当的一声响:“某某某,出来!”这位我们叫做“费翔”的青年就这样消失了!和刘国庆、路中枢一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决书!
东城分局和“K字楼”关押的六四“暴徒”很多,我见过的却很少,现在还记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学以及刘国庆、路中枢、“费翔”三人了。18年过去了,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是为六四18周年祭吧。
2007.5.23于湖南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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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年前,“五.二三”蛋击毛像事件之后,喻东岳、鲁德成和我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看守所旁边的收容所内。三人是分开关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关在几号监牢了,只记得是和一个北京小贼关在一起。从5月24号到6月3号,我只被提过一次审,日子过的很清闲,号子里就我们两人,什么事也不用做,就是吃饭、睡觉,看看报纸,偶尔聊聊天。我虽然很关心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焦虑时局的演变,但由于与世隔绝,除了能读到一份《北京日报》外,什么信息也得不到。
记得读到6月1日的《北京日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十万外地大学生已经撤离了北京”的报道时,我还估计整个学潮和运动也就这样和平的慢慢的收场了。我对自己说:“也好吧,没办法,能怎么样呢!”那时候,我对局势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如果学潮和运动成功,我们的事情肯定会大事化小,而如果学潮和运动失败,则当局很可能会拿我们三人开刀。
6月3日晚上11点,我还没有睡觉,突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噼里啪啦”,持续不断,直到天明。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震惊,尤如五雷轰顶,心里头翻江倒海,彻夜未眠。
伴随着外面“噼里啪啦”的枪声,我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我后来写的一份遗书,喻东岳、鲁德成、胡敏等人都在湖南衡阳监狱看过,之后在湖南永州监狱我被关严管队时,连同我的另外一些文字被监狱方面查扣,直到出狱也没有还给我。)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当时写下的对时局的判断:“那么,邓小平当局是公然向人民开枪,与人民为敌了!”“中国历史,人类历史最为黑暗的一页正在揭开!”
6月4日早晨,天还没有透亮,号子里就开始进人了,一直不断,被抓的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小青年和大学生。小青年多半是什么砸了警亭的啊,向大兵扔石头的啊,或者是深夜还在街上游荡的啊,大学生则是身上搜出了传单一类的啊,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由于看守所已被军事管制,这些人进来时几乎个个都遭到大兵拳脚相向,有的是暴打,打的很重,尤其是大学生。有的大学生进来时还分辨:“我是大学生!我没干什么!”,可那帮大兵却边打边骂:“还大学生!就是要打你们这帮大学生!”
不到几天,原来只有两人的不到 20平方的号子里,竟关上了三、四十人。号子里的人勉强能站下脚,连转身都困难,何况便池也在号子里面。人又多,天又热,也不放风,完全成了人间地狱。因为挨打,号子里很恐怖,加上纷纷流传着邓大人的那句“杀他二十万!平息二十年!”的话,气氛更加恐怖。他们都说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如机关枪对着人群扫射,死了很多人,死的人数以万计,等等。
由于时间太久,这些人都差不多忘了,独独记得一位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戴眼镜,姓康,单名,名也忘了。他是6月5日准备从火车站南下演讲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宣传品被抓的。他说他自己不是学生领袖,但和他们熟。他5月底时去了丰台火车站,自愿协助工运,和韩东方在一起。他很佩服韩东方,说韩是“中国的瓦文萨”。他虽然挨了打,精神却很振奋,仍然敢说:“人民已经起义了!”“独裁政府肯定垮台!”
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那么,该有许许多多的暴徒吧。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北京的小青年和大学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暴徒,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烧过车的、打过大兵的。或许因为是收容所,大概没有真正的暴徒给送进这里来。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深,自然也就不太记得了。我想,在我离开了东城分局后,这些人大概也就放的放,劳教的劳教,判刑的判刑了。即便判刑,也应该判的不重吧。
六月十五日,我们三人被从东城分局收容所转走。来了七、八辆军用吉普车,几十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腰系大皮带,脚登大皮鞋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几个大兵象拎小鸡一样,把我丢进一辆军用吉普车中。我刚倒在车上,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大兵又用冲锋枪的枪托一托子打在我的嘴上,我满嘴是血,一颗门牙被当即打脱。这几个大兵随即跳上车,用军用皮靴踩住我的头、背和脚上。我当时的一个最极端的想法,是以为他们要把我们三人拉到外面给秘密枪决了,感觉毫无办法,无法可想。
然而不是,终于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把我拖下车,带到一幢大楼的一个大厅。然后,宣布我们三人被正式逮捕了,罪名是“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煽动宣传罪”。之后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K字楼”,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因其建筑结构象“K”字,故名“K字楼”,据说还是日本人占据北京的时候修建的老建筑。与“K字楼”一墙之隔的,便是北京市第一监狱。
由分局到市局,由收容审查到正式逮捕,意味着我们的案子已经严重升级了。我刚到“K字楼”时是关在二楼,5筒,最里面的一个小号子。喻东岳关在我对面的筒子里,鲁德成关在楼下的筒子里。我刚进号子的时候,里面关了三个刑事犯,其中的牢头是个经济犯,叫田苗,是个干部子弟。他们在里面关久了,对外面的形势显的异常关心,兴趣极大,事无巨细,总是问个没完没了。他们知道我是砸毛像进来的,便表示很佩服,可也认为我们很傻,肯定要被枪毙,有些不值得。他们问我“六四”大屠杀的事,我有些答不上来,只是把在收容所听说到的一些事说了说,由于说得不太真切和细致,他们竟然感到非常的遗憾。
过了两天,我们号子进了一个新人,叫刘国庆。三十多岁,高个头,很强壮,住北京市门头沟煤矿附近。他是个傻子,也是个结巴。说他傻,是因为他智商比平常人低,性格却很忠厚,从未谈过恋爱,也没结婚,有着浑身的力气。他倒确确实实是一个暴徒,因为他是烧装甲车进来的。我们反复问他烧车的事,他却答不上来,也说不出自己是在哪儿烧的车,真是遗憾。我们反复的问,他总是反复的说, “气愤!......气愤!......坦克车轧死人了!坦克车轧死人了!”
在反复的询问当中,我们总算了解到有关刘国庆烧车的一些真实情况:原来刘国庆烧车时,是亲眼见到坦克车轧死了人,他气不过。旁边的人很多,一些人把汽油往路过的装甲车上泼,他则用丝手套沾上汽油,点着火,然后朝装甲车上扔。一辆装甲车就这样被点火烧着了。
没过几天,刘国庆便从我们的号子里转出去了,听说是以“放火罪”被判了死刑。出去的时候,他黑红的脸都白了!“K字楼”的规矩是,接了死刑判决,就转到死牢里去。死牢据说就在“K字楼”的地下室。
在这之前,北京已公开宣布枪决了两批六四“暴徒”,西方国家也由此开始一致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在这之后,被枪毙的人也就再没有在媒体上公布姓名了。当时对六四“暴徒”的打击真叫是“从重从快”,闻所未闻。据说是一审、二审法院同时办案,一审判决死刑,服不服?不服?二审当即开庭:维持原判,拉出去枪毙!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刘国庆究竟被枪毙没有?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北京门头沟煤矿的住址也是真实的,我希望北京的有心人,能帮忙去查找一下。一个傻子出于义愤,烧了车,被判了死刑,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刘国庆走了以后,又进来了一个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徒,大名叫路中枢,中等个子,是河北邯郸市郊区的农民。他可了不得,据说,他一个人竟烧了五、六辆坦克车和装甲车,其中有一辆价值几百万元的德制装甲车,里面竟然坐着一位师长,车被他烧了,师长当然也就屁滚尿流地逃了。可是不管我们怎么问他,他总是一个字也不说。他的情况,我们都是听管我们筒的一个叫赵队长的警察说的,赵队长还说:“路中枢有精神病,他会不会判死刑,就看法庭会不会承认他有精神病。”
号子里的人都和我一样,认为烧车越多越英雄。我们打心眼里佩服路中枢,都叫他“路大侠”,好吃好喝的待遇他,可路大侠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们,从头至尾也没说过一句话。我们不知道路大侠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我们也不知道路大侠为什么不说话。和刘国庆一样,我也不知道路中枢的死刑究竟被执行了没有?尽管我判断他们十有八九是被枪毙了,但这不是确证,现在也很难去确切地查证。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录此存档,作为纪念的意思,我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能搞清楚他们的真相和结果。
七月初,我接到了起诉书,检察院对我们的指控很严厉,什么“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极为恶劣,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响”,等等。“K字楼”里流行一句话,叫“两特两极,必死无疑”。同号的人都认为我们会判死刑,赵队长经常找我聊天,他也对我说,“判不判你们死刑,就在于邓大人一句话了。如果他不发话,你们也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下了一份准备留给我姐姐的遗书,大意是两点:一,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宝贵的。二,我对我自己做的事负责,死而无憾。我还在号子里的墙壁上写下了那首《仍然——我的五四宣言》:
仍然要砸!——砸不破的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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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要流!——流不出的眼泪
仍然要干!——干不下的杜康
仍然要战!——战不胜的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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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要画!——画不圆的圆圈
仍然要拂!——拂不去的忧思
据廖亦武的文章说,北京有位叫武文威的画家,后来也关在我呆过的这个号子,他看过我的题诗。
七月中旬吧,我被从小监号调到隔壁的一个大监号,号子里有六四“暴徒”,但更多的是刑事犯,也就十七、八个人。此后一段时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六四“暴徒”,是个青年,不到三十岁,长得白白净净,非常清秀,已经结婚,夫妻很恩爱。我现在连他的名字也忘了,只知道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当局指控他杀害了一位姓崔的“共和国卫士”,有街头摄像枪的录像作为证据,我问过他,他不否认,可也不愿深谈。从他的外表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暴力倾向,但从他说的不多的话中,我们能设想到当时的那种场景和气氛。
这位青年,或许知道自己肯定会被判死刑,他不愿谈六四,也不愿谈政治,很坦然面对的样子。他的绰号叫“费翔”,是因为他唱歌唱得很好,都是挺抒情的,象费翔一类的歌,他唱的一首《安娜》,感动得我当时都哭了。我还深深地记得,吃罢晚饭,大伙把铺盖收起,十几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可能会判死刑的犯人在一起跳舞,在木地板上,脚镣“哐当哐当”地响,节奏感也很强。这种舞会每次都有“费翔” 参加,他唱歌跳舞的样子都很安详,实在让人难以忘记!直到有一天,监牢的铁门哐当的一声响:“某某某,出来!”这位我们叫做“费翔”的青年就这样消失了!和刘国庆、路中枢一样,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出去接的是死刑判决书!
东城分局和“K字楼”关押的六四“暴徒”很多,我见过的却很少,现在还记得的就只有上面提到的康同学以及刘国庆、路中枢、“费翔”三人了。18年过去了,我写下了这些文字,是为六四18周年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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