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谴责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

发表:2007-06-06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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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合影:左起,万耀球、蒋绥敏、赵世秀、任众、燕遯符、冯志轩、纪由、俞梅荪。

50年前的“反右派运动”是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的,在这一社论发表50周年之际,18位已成耄耋老人的反右派运动幸存者,严厉谴责这个反人道、反文明的社论,要求彻底推翻反右冤案,发还22年的工资和赔偿损失。5月12日,其中8位老人在北京市远郊区的农舍里聚首讨论。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起整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三大坏作风的运动——整风运动,广泛号召并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帮助中共整风,许多人纷纷响应,积极热情地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社论(以下简称《社论》),开始了反右派斗争的严打行动,致使全国55万人成了右派分子,30多万人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反党右派集团、地方民族主义集团等20多个。这些新中国建设的生力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大都被开除公职、党籍、军籍、团籍、学籍以及降职、降薪、停薪等各种极为严厉的处分,被劳改、劳教、监督劳动而沦为贱民,绝大部分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苦苦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达22年。

这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以发动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使无数人误入圈套,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期达到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领域树立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绝对权威统治和个人专制独裁为目的的一场政治运动。直至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的1978年,广大右派分子被“改正”,但却不彻底,留下“反右派没有错,只是扩大化”的尾巴;又至29年之后的今日,中共仍未推翻反右派运动冤案,仍不发还20余年的工资并赔偿损失,使其危害直至今日。

《社论》的大意是,有些人借口帮助中共整风,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把社会主义事业打翻。其中还捏造了一封匿名信中说:“卢郁文(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在帮助中共整风时,没有说共产党不好,而是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卢郁文认为不应学资产阶级民主,应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人写匿名信恐吓卢郁文,骂其是无耻之徒,为虎作伥,如不回头,人民不会饶恕他!从而得出必须进行”反右派斗争“,保卫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把匿名信作者的意愿当作所有向共产党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人的意愿,并开始进行残酷打击。

与会者指出:假如真有这封匿名信,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公布其全文的原件?公安机关为什么对如此重大的政治案件不立案侦察?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人写了如此拙劣卑鄙的恐吓信,又怎能抹煞生动活泼的民主局面?怎能改变共产党整治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决心?怎能以此而把上百万精英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贼喊捉贼的伎俩。

任众说:毛泽东以“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为由,把刚发出的“整风运动”号召,转瞬变成“反右派运动”。人们被假意的动员和一系列诸如“知无不言,言者无罪”之类的承诺所打动,出于对中共的轻信和对国家命运的责任,表达自己的意见,却都陷入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阳谋”陷阱,因言治罪的何止百万人!历史在前进,人民在觉醒,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如今,正值胡主席和温总理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求当局正视历史遗留的严重现实问题,承担起解决的责任,彻底推翻一切冤案。在毛泽东死了30余年的今日,广大敢怒而不敢言的受难者心里的积怨,日益发泄出来,且越发强烈,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巨轮。(任众,73岁,北京市公安局的23岁右派分子,1945年参加八路军;现退休。)

燕遯符:《社论》一派谎言,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自己供认:“5月8日至6月7日,一切党报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只放不驳……。”(毛选五卷,P.436)。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他又供认:“要让他们放,不要驳,6月8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毛选五卷,P.488)。可见,反右是毛泽东蓄谋已久的,连6月8日这天都是预先设定的。决不是如《社论》所言,是由5月25日卢郁文收到匿名恐吓信,从而产生“这究竟是为什么?”的问题,从而得出“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帮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拉历史倒退,企图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于是,开展反右派运动。

她指出:所谓“人民大救星”实际上却是反人民的。由野心家,而阴谋家,而专制独裁者,是必然逻辑。当今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如何落实呢?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要扔掉毛泽东这个历史包袱。“保毛”其实是保毛留下的特权体制:1,特权与市场相结合是“坐天下”者们再便宜不过的捞钱致富绝招,是当前各种严峻社会问题的总根源;2,推倒毛=推倒特权=才能真正构建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燕遯符,69岁,北京大学的19 岁学生右派分子,在工厂劳动改造20余年,现退休。)

万耀球: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去年下半年以来,(即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暴政,批判个人崇拜等),有一股右倾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又说:“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你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对有些要采取后发制人”。其实,在“反右派斗争”行动的半年多之前,毛泽东就己断定“右倾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要搞垮共产党,便鼓励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网而歼之。毛还说:“右派分子是特殊类型的反革命”,“右派帽子是终身制”。(万耀球,76岁,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干部右派分子,现为离休处级干部。)

蒋绥敏:《社论》借口有人向卢郁文发了恐吓信,从而要“反右”。所谓“这是为什么?”是藉口!这与日本鬼子借口发动的卢沟桥七七事变;纳粹德国借口 “国会纵火案”发动军事行动,异曲同工。1949年以来的一系列运动,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毛泽东动员大家鸣放,称之为帮助共产党整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及官僚主义,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多么诚恳,多么宽宏!但当你讲出真话,则成为条条罪状,被”引蛇出洞“而成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了专政的对象。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几千年来,人们的嘴仍未被封住。历史证明,要封堵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愚蠢的,物不平则鸣,水不平则流,自然规律,谁也阻挡不了!(蒋绥敏,73岁,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技术员右派分子,改正后入党,担任本单位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当选职工代表大会主席,现退休。)

冯志轩:50年后,重读《社论》感怀颇多,使我欣慰的是,经过22年的关押“改造”,我由一个假右派变成了真右派!其实,被取名为“右派”者,乃是一批有社会良知、能独立思考、秉承中华人文精神的自由知识分子。如果不经过这场铁与血的炼狱折磨(党文化叫“思想改造”),我可能要浑浑噩噩懵懵懂懂地过一生,只被一种学说或被一种势力蒙骗,那才是最大的悲哀!我怀疑是否真有此匿名信,即使有,也不至于是《社论》说的“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有人叫共产党下台”、“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社论》反复强调:“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看来是害怕别人说自己是吃人的“老虎”。然而,50年后看事实,共产党为折腾百姓而掀起的历次所谓“政治运动”,既制造仇恨,又制造“敌人”并加以残酷打击,可见其果真是吃人的“老虎”!共产党乃是极权专制,不但专政治,还要专经济,专文化,专教育,专思想,将文字狱发展成为思想狱,反右派运动使其留下万古恶名。《社论》还说:“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其实,历史在当时就已倒退,且至今仍然拒绝推翻反右冤案而不得前进,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冯志轩,75岁,1947年参加革命,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整风时说,要依法治国,不能总是搞政治运动,因此成为极右分子,被关押22年;改正后,在北京机床研究所任副总经济师,现离休。)

纪由:《社论》首先是对中共造成了极其巨大的损害,其次才是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共原本号召大家“知无不言”,却翻脸而成“引蛇出洞”,作为执政党竟公然说瞎话,党的各级组织上行下效,中共从此失去信用。捍卫国法受惩,缺德害人升官,往事不再算,思想只能混乱,混乱混乱,历史人人借鉴。这又进一步地造成全社会广泛的道德败坏。如今,社会上的虚假广告泛滥,就是这么来的。我原来无限忠于共产党,被一棍子打醒了。(纪由,79岁,1948年参加革命,北京市丰台区工会的干部右派分子,现离休。)

赵世秀:反右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灾难。(赵世秀,84岁,北京市西城区玉桃园小学女教师右派分子,现退休。)

刘衡:我没想到,1957年6月8日以后,党妈妈竟成狼外婆,吃掉了自己的儿女。我在劳动改造的22年里,痴痴地等,轻轻地劝,给党妈妈写了数不清的汇报;我更没想到,55万右派分子的深重苦难,在“改正”的皇恩浩荡欢呼声中,竟轻描淡写地过去了。“向前看”竟成“抹煞过去”。这要比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更为可悲!尽管我们的青春、事业、家庭、生命等许多损失已无法补偿,但是诸如补发工资等能够补偿的损失却也被拒绝。党如果不敢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之路,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吗?只会使“伟光正”成了人们嘴上的笑谈、讽刺、咒语。如果连对百万人造成严重伤害的错误与罪行都不肯承认、道歉与补偿,对历史造成的社会极为不和谐的事实都要否认,怎么可能化解日益沸腾的民怨,怎么带领全国人民去构建现在和未来的和谐社会呢?(刘衡,86岁,1939年加入中共,在延安参加新闻工作;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右派分子,因一直不服而被劳动改造22年。1981年当选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5届执行委员,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现离休;因年事已高,未能聚会,书面发言。)

王工:毛泽东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反右派运动,《社论》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50周年之际,应责成有关部门退还在1968年枪杀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分子林昭时,向其母亲收取的子弹费,这在古今中外闻所未闻;林昭案卷包括其劳动教养决定书、提起公诉书、几次判决书等所有的法律文书和林昭在押期间的所有“血著”,应解密公开。(王工,79岁,1949年5月参军,海军报记者;1957年转业至蚌埠市委宣传部成右派分子;改正后从业律师,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致力于对日本侵华战争索赔;现离休。他因事未能聚会而书面发言。)

铁流:人民日报又以同样手法,隐去葛佩琦的老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诬他是国民党少将参谋,把其在人民大学“整风”座谈会上的善意发言,断章取义又添枝加叶而成为“要杀共产党人”。他多次要求人民日报社澄清事实给予更正而不被理睬。《社论》以造谣中伤捏造事实来为毛泽东悍然发动“反右斗争”制造借口,致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今也未愈合历史的创伤。到如今,有关部门还不准人们反思历史,为毛泽东掩盖罪恶,不知是何居心?(铁流,本名黄泽荣,72岁,《成都日报》的记者右派分子,劳改23年,现退休,书面发言。)

杜光:反右运动是集颠倒是非荒唐之大成的历史悲剧,独裁者把反对封建专制的意见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善意的批评建议看作是恶意攻击。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给中华民族造成无穷的灾难。广大知识分子提出的批评建议,是对封建专制的抨击和挑战,是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和期待,是继续民主革命的要求和希望。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体现了民主革命的本质,是反专制反封建的革命派。在反右50年之际,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只有拨其乱,反其正,才能揭开所谓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本质,推动民主革命的高潮早日到来。(杜光,79岁,1948年参加革命,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时成为右派分子;现为该校离休教授,书面发言。)

胡崇真:当年我在整风鸣放中对厂领导以修草房办公为名,打着“勤俭建厂”的旗号,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欺骗省市及中央而骗取国家拨款的非法行径提出意见而被斗批,成右派分子,被押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我的同事刘德宇因支持我的观点也成右派分子,他后来又痛失爱子,其子刘以林是15岁的中学生,虽成绩拔尖却因父亲是右派分子而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岐视和侮辱,悲愤之极而卧轨自杀。当年我们以赤子之心为共产党整风提出意见,实践证明条条在理,但至今仍不得平反,天理何在?目前,本厂28位右派分子老弱病残者居多,生活大都穷困潦倒,能够唤起民众的同情和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胡崇真,73岁,成都市量具刃具厂的职工右派分子,现为该厂退休高级经济师,书面发言。)

高野:当时我根据中共号召鸣放的“三大主义”(主观、官僚、宗派)问题找根源认为,只有多一点民主才能被杜绝,因此而成了极右份子,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父母为保住饭碗而登报与我脱离关系,未婚妻的党员被除名并与我解除婚约。我痛不欲生,咯血不止,还患了精神病。1979年被改正至今,又深受各种歧视待遇:1,工资不足千元,比同等条件者低好几级;2,没有任何职称;3,离休未落实;4,没有教龄(工龄),1949至1999年整整50年的教龄一风吹;5,医疗保险有名无实;6,劳保福利分配严重不公被侵权;7,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组部、统战部、民政部、国家旅游局等10个部门多次上访,不仅白花时间和旅费,申诉状却被转到我所在单位,又平添告状恶名而被报复。在6月8日的50周年纪念之际,我从数万言材料中摘其提要,写成几句送北京难友,乃“油干灯灭”时尚留一线微弱希望,也未可知!提起往事,心如刀绞,老病复发,无以自持,真是一把抹不掉的心酸泪。(高野,75岁,1949年7月参加革命,陕西省凤翔师范学校的美术教师极右分子,现在陕西旅游学校退休;发表诗歌散文百余篇,被编入《21世纪中国诗人大辞典》,他为6月8日赋诗附后)

王志勇:当年我任邵阳市祁剧团团长,1958年4月,因本市文化领域尚未完成10%的反右指标而被凑数成为右派分子,其灭顶之灾有诗为证:“腥风恶雨起燕京,革命斗争岂有情;罪过漫天该万死,烽烟遍地幸一生;任凭污水连天泼,那怕皮鞭动地刑;高帽黒牌游闹市,熊熊烈火骨铮铮。”1979年被改正,我天真地以为苦尽甘来而诗曰:“阵阵春雷落九天,三中全会雪奇冤;风摧碧草容难改,雨打青松志更坚;城社盗名终有报,英雄平反自无愆;年华虚度东流去,苦尽甜来再着鞭。”但如今,我依然在贫困之中,2006年我上访省委,才算领到870元的养老金。毛泽东曾说:“如果鲁迅活着,要么他不说话,要么关在监狱里。”毛泽东是排除异己,翻脸不认,连鲁迅说话都要坐牢,何况其它人呢?对这场历史悲剧的是非功过,国内外很多人不理解,后辈人不清楚,在50周年之际,该是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该是彻底平反冤案的时候了,也该是超度冤魂的时侯了。尽管我来日无多,且对索赔不抱希望,但为讨还公道,必须将罪魁祸首毛泽东批倒批臭,以鉴后人。在我们即将离开人世之前,为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公平和正义的和谐社会而奋斗吧!我们的后代更要继续努力。

他指出,1999年北京《中华世纪钟》铭刻了“全国共划右派55万余人,基本上均为错案”。均者,完全也。这个经中共中央审定的留传千古,昭示后人的历史结论,虽有不够准确和完善之嫌,但已经明确指出其基本上完全搞错了。既然如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平反,方能取信于民,不然“改正”只是空话。1947年,台湾爆发了“2.28”爱国民主运动,是武装暴动,被国民党当局镇压。1995年,事隔48年,国民党当局对此彻底平反,800余名受害者及家属普遍得到数百万新台币的赔偿,建立了纪念馆,国民党能做到,为什么共产党却做不到。(王志勇,75岁,现在湖南省邵阳市花鼓剧团退休,书面发言。)

王若松:当年我为了追求真理,放弃了优裕生活,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共,历任区委、县委干事,区委书记、柳林市长,第一野战军四纵队政治干事。1949年以后,任陕西省民政厅副处长,负责复转军人安置工作,1957年我因对民政厅负责人的男女关系问题提出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被划为右派分子而遣送原籍农村劳动改造;株连我妻子退职,在农村贫病交加,投水自溢,呜呼!悲哉!我16岁入党,出生入死,历经艰辛,革命成功后,又响应整风号召,仅对单位党组负责人的个人问题提出了意见却受惨无人道的迫害,搭上母亲和妻子两条人命,还使子女备受政治歧视和打击折磨。在九死一生之际,幸遇有胆有识的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挽狂澜于即倒,挽救了国家和人民,在那一刻我感激党,人民有救了,我也走出那睲风血雨的22年而获得新生。但是,我们在被改正至今30年来,被错扣的22年工资和身心所受的摧残,折磨,至今没有一个说法,我要求发还工资和赔偿损失。(王若松,85岁,陕西省林业厅,右派分子革命老同志;书面发言。)

吴美潮:2005年10月6日《北京晚报》发表我的《建议设立“右友节”》一文。由于反右派运动是从《社论》开始的,我建议把6月8日定为“右友节”。(吴美潮,73岁,上海交通大学机电系的学生右派分子,其两位妻兄也是右派分子;书面发言)

粤风:自反右以后,中华民族犹如害了一场大病,五千年的“诚信”理念被毁。好心当成驴肝肺,身家性命遭大难,谁还敢放胆进谏?谁还敢独立思考?谁还敢实话实说?如今贪腐多如牛毛,假冒伪劣成风,诚信的缺失,成为一切时弊的根。中华民族怎样崛起?窃以为,不在有多少美元、核弹、卫星、GDP,而在于道义无亏。文革十年,多少受害者包括邓公一分钱也没少补,那时也没谈“国家经济困难”。右派分子罹难22年,比文革长两倍多,一分钱也不补,却“因国家经济困难”至今。这在逻辑上说得过去吗?只有正义得以伸张,人们心里窝囚的疙瘩扫除了,才会带来硬实力、软实力的大提升,任何霸权也不敢欺侮咱。心平则气和,气和则力足,那才叫和谐,那才叫阳光,那才叫强大。我活了近80年,渴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粤风,广东离休右派,书面发言。)

张显扬:反思历史,要求彻底推翻反右冤案,很好!50年了,这些问题早该解决却遥遥无期,还如此监控打压反右幸存者们申诉冤情,声张正义的行动,这只有完全丧尽天良的政权才做得出来。向大家问好!(张显扬,73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致函。)

黄河清:这是为什么?50年来,没人问过。现在问虽晚了,但如再不问,就完了!这个国家要完,这个民族要完!问的不痛不痒,问的轻描淡写,问的避重就轻,问的浅尝辄止,不行,也要完。要问,就要翻箱倒柜,就要追根究底,就要正本清源!毛泽东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让人说话”,也就是可以不让人说话!55万右派应该是身受感同。这才是最本质!要问,就要问到最本质。这一代问不了,一代代接着问。只有如此,才不会再有55万右派。谨向聚会、发言的老右们致以崇高的敬意。(黄河清,海外学人,书面发言。)

与会者认为,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毛泽东要避免斯大林死后被否定的命运,用暴力巩固自己的专制独裁霸权,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反右派运动不是孤立的,与其后的“文革”和其前的肃反、反胡风、镇压反革命运动,甚至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红军时代肃反杀人,杀AB团等等,是一脉相承的各个环节。毛泽东用不停的政治运动来整人、杀人,消灭异见,以巩固其独裁专政。

大家强烈要求:人民日报社必须公布历史真相,承担责任,对自己的造谣惑众,严重危害社会的非法行为向全国人民道歉,向55万反右的受害者谢罪!否则,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从上午10时至下午5时,大家在陈旧简陋的农舍里,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时而怒发冲冠,时而谈笑风生,斗志昂扬,青春焕发,大都还留下了发言稿,未能前来者寄来书面发言,尤其是热情洋溢的86岁刘衡女士邀请其资深革命的右派难友老同志们积极参与书面发言。傍晚时分,大家余意未尽,依依惜别之际,在院子里拉起横幅合影留念。
这一聚会原定6月6日在市区某餐馆,由于考虑到当局的监控和打压的力度将会增加,临时提前改在40公里以外的远郊区农村右派老人的家中。8位右派老人不顾古稀之年,置监控于无所谓,不畏高温,步履蹒跚地辗转公交车往返5、6个小时(其中刘钿湘因事先离)。他们为了捍卫真理,为了推进我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留下历史以鉴后人。他们饱经凌辱与磨难,到如今,不变的正直,不倒的精神,挺拔的气慨,无私无畏,一往无前,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俗话说,迟到的公平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平。不知中共中央和人民日报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坚持《社论》及其反右派运动没有错,这一皇帝的新衣,对广大右派分子及其家庭持续至今的深重苦难,仍然置若罔闻,拒绝还给他们乃至还给整个社会一个迟到50年的公道,更使我国迟迟未能走上民主法治之路。

◎本文承蒙刘衡、燕遯符、冯志轩修改审定,特致谢意!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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