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在办公室自杀身亡。昨天，新华社用短短的一则电讯公布了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的决定。在这两件事发生的当天，我都接到无数个从天津和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朋友们纷纷以最快的速度向我通报这个天津痞子的可耻结局，因为他们知道，在一九八九年后的日子里，宋平顺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安和特务系统对我进行别出心裁的迫害。所以他们希望我能从他的死讯中得到些许的慰籍。
对朋友们的好心，我是心领的。但是宋平顺的死却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的慰籍。他是死有余辜的，可是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执政者中太多了。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当今的中国，给老百姓们带来灾难的岂止是一个“庆父” 似的宋平顺？等待著一个一个的“庆父”戏剧性地离去，显然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因为在中国产生“庆父”的速度比“庆父”离去的速度更快。
宋平顺是有血债的。我记得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期间，他对那些热血青年的镇压极具创造性。当时，不少青年人聚集在天津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北京屠夫一声令下，宋平顺等人哄骗学生们，说是要用火车送他们到北京去，把他们骗到天津火车站内，派出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打手们，一顿乱棍，打得学生们血肉模糊，然后把他们塞进早已准备好的汽车里，呼啸而去。
说宋平顺是个痞子一点也不过分。这个人没有受过大学的正规教育，在正规的场合连几句像样的话也说不清楚。但是他对天津社会上混混的那一套确是知道得不少。对下级，他十分霸道。在他当天津市副局长期间，天津公安局内有一位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年轻干部名叫刘跃进，思想开放，又懂专业，很受当时比较开明的公安局的书记和局长的重用。宋平顺对此人十分嫉妒，千方百计地要除之而后快。在其掌权后，立即将刘跃进赶出市局，派到基层去了。
对上级，宋平顺则十分精通溜须拍马之道，在揣摩领导的心思上面则十分肯下功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上级的一条狗。我曾经与他发生过多次冲突，都是工作上的事。有一次发生在邓小平访问天津期间。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邓小平访问中国和丹麦合资的丹华自行车公司。我在陪同邓小平访问的过程中，没有理会事前制定的采访路线，而将邓引向在机器前等候的操作工人面前。宋平顺在一旁气的暴跳如雷，认为此举破坏了对领导人安全保卫的规矩。由此可见，他的保卫原则是只要领导安全开心就成，至于所谓普通工人的愿望，党群关系都是见鬼的事。
对天津的改革开放，作为公安局负责人的宋平顺从来都没有给与过支持。在我负责天津开发区和天津外经贸委工作期间，感到他从来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开发区、对外商投资、对对外贸易持阻挠态度。例如，他常常利用外来人口管理的借口对中外合资企业雇用外地的技术人员处处刁难，在我们安排经贸代表团出访时也常常毫无道理地要求安插一些无关的人员随团出国观光。当时的我年轻气盛，根本没有把这个天津痞子放在眼里，当然不会理他。这也埋下了他在六四事件后利用政治原因为理由对我进行个人报复的种子。
六四期间，我因为不赞成中央政府派兵镇压而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这本来是一件在程序上既符合宪法又符合党章的行为。当时天津的负责人也在政治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低调地处理了这件事，并在事后对我进行了一些保护。但是宋平顺则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地对我进行报复。在天津市负责人否决了他抓我入狱的意图后，又通过监视居住等手段限制我的自由。同时派人骚扰我的父母、阻挠我孩子的疾病治疗、并威胁我们家的保姆。至于那些得不到领导人保护的参与六四事件的天津普通干部和学生，宋平顺对他们的镇压和迫害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宋平顺死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更希望中国能够消除能让宋平顺这样的痞子祸害人民的制度根源。我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人，仍然认为至今有不少体制内的官员是有理想的。但是与宋平顺这样的混混们相比，他们的力量太弱了，而且越来越弱。这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能力比宋平顺差，而是当前的这种制度是站在宋平顺之类一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