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02-28 14:48:45作者：
赈灾，对于中国这个号称拥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家来说，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工作。在中国的王朝时代，赈灾，既是朝廷考察官员治绩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地方绅士义不容辞的任务。每逢大灾发生，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朝野一致，努力实施赈济，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尤其在基层社会层面，灾害发生的同时，地方善士也多会施出援手，“救人即救己”，这种充满宗教性的人文主义观念，一直是被许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奉为圭帛。记得上次美国发生大火，各种民间组织机构以及没有受灾的居民都主动自觉动员起来，捐钱捐物，与政府密切配合，这种情景，在目前的中国似乎很难看到。
也许有一些人又要开始谴责起我们的“国民性”或“国民素质”来，可是，我们其实是需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现在变成如此模样呢？真的是素质问题吗？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呢？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一句古语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然而，今天，面对受灾者，或者面对任何一个急需帮助的人，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真的伸出自己的手呢？可是，为什么不呢？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善人”两个字噤若寒蝉了呢？谴责是没有用的，也许经过几十的的折腾，国人心中早已没有了“浮屠”，那“救人”又从何谈起呢？当然，中国人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时光如果倒转100年，如果遇到类似的“奇灾”，我们便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看到完全不同的中国人。
在中国，赈灾工作从来就包括官方救济与民间救济两种途径，官赈与义赈（民赈）并行不悖。官赈由于需要走程序，因此经常是缓不济急，而且由于官吏经手，易生弊端。义赈的缺点则是力量有限，或不能在更大范围内调动救济资源。因此，官民合作，便极端重要。尤其是县以下灾情发生，更多的便要倚仗地方绅富发善心来救济了。过去的地方志，都会专门设有“义举”“善行”等栏目，专门用于记录那些善人的事迹。到了晚清，由于朝廷财力日薄，义赈更成为赈灾的主要依恃力量，也为当时的官方竭力赞成与鼓动。130年前，因为北方遭受巨大的旱灾，经元善等人在申报发表“急劝四省赈捐启”，为灾民募集赈捐，他在此则启事中，强调“救人之荒必可免己之荒”，“善恶报应，一定之理”。通过创办协赈公所，募集捐款，聚合同道，派赴灾区施赈，成为江浙沪绅商赈灾的领导人物，他在十余年中，经募款达到数百万，受清廷嘉奖十余次。
更为重要的是，原来中国的地方官吏，基本需要功名在身，既饱读儒家诗书，其个人修养大致有一些保证。在位为官，居乡为绅，官绅界限本来也不是太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官赈”与“义赈”有时也是联为一体的，他们也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灾荒，发明了一套套的办法——“荒政全书”就是这种集体经验的汇编。盛宣怀也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赈济家之一。1906年，江苏北部发生大水灾，当时正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的盛宣怀订立义赈办法十八条，并提出灾赈“治标四策”——“一曰借给麦种，使补春耕；二曰多粜杂粮，以轻市价；三曰就近办公，俾壮丁得食；四曰设借钱局，以田作押，轻息宽期，俾可后续。”或许这些办法对于今天的赈灾工作都很有帮助，“借钱局”在中国行之已久，与今天炒得时髦的“农民小本贷款”都是相似的东西。1909年，他派其侄子到湖北赈灾，行前告诫他对放赈要“精神贯注，多用一分心，少造一分孽”，办事要核实，“操守廉正，可誓天日”。这些话今天听起来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盛氏自己也亲历亲行，他多次跑到乡下去赈灾，按户抽查，“风日徒步，露宿终夜”，其意志力与精神均为今人所不及。据说盛一生为赈灾捐款一百几十万，以今天币制来计算，也在人民币上亿元了。他在遗嘱中曾把一半遗产留给“愚斋义庄”，用于慈善事业。尽管此人在历史上褒贬不一，然而，以赈灾公益来看，盛应该是今日国人的学习楷模了。
清末官赈日衰，因此在光绪末年，赈灾捐纳之风大行其道，后人每以清廷卖官为下作之举，然而，无论如何，制度化的卖官总比非制度化的卖官要好，公卖总比私卖要好，最重要的，卖的钱拿去救济灾民显然要比下贪官腰包要好。其实，在当时，政府更多的也许不仅是卖官，而是用种种办法来激励民间，鼓动绅富拿钱出来帮助灾民。例如官员代为请奖,颁发匾额，载入官书等等。其实,在那个年代,有钱人并不一定就必然拥有社会地位,要有地位,还得拿出实际行动来,而赈灾就是培植个人声望主要途径之一。一个地方豪绅如果见死不救，过于吝啬，最终被灾民“吃大户”，那么，官方有可能不但不惩治灾民，反而会责罚豪绅。这种事情是常常可以从过去的材料中发现的。
民间助赈的办法则丰富得多，义演在清末已相当流行，演戏赈灾，也是票友们经常组织的活动。100年前，李叔同曾在日本东京为国内江苏安徽一带的水灾举行赈灾义演，这场演出据说也成为中国话剧诞生的标志。实际上，清末民初城市里的大型演出活动，多半是与赈灾有关的义演，梅兰芳甚至在1913年日本大地震发生时发起义演为日人筹集赈款。1931年大水灾发生时，17省受灾，灾民8000万至1亿左右，似乎与今天的雪灾规模相似。在官方的鼓励下，上海各界闻人在灾难发生不久就成立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该会采用种种劝募手段，包括发起筹赈各省水灾游艺大会与大型戏剧义演等等，总共募到善款二百多万，灾民受益甚多。当然，那个时代没有现在这样能够普通到每家每户的电视，否则乐之可以断言，以那个时代主事者的热情与理想，以及社会公共道德水准，赈灾义演的效率将会高出许多倍。这几天，曾经有人建议春晚改成赈灾晚会，但听说已经没有什么可能性，推其原因，除去广告收入、及统战色彩等因素外，乐之认为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观念问题，今天的国人，从上到下，可能已经太缺乏“行善积德”的意识了，“德”既不值钱，“善”又如何行？
赈灾自然需要组织，在清末的报纸上，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民间慈善团体，参与全国各地的赈灾活动，所谓“现代国民”以及“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实际上是与这种公益善举的组织与普及有关的。1900 年8 月16 日, 即联军攻陷北京后的第二天, 浙江人陆树藩即在《申报》上登出《救济善会公启》, 创办救济善会救济北方战争难民。这个善会组织很快以上海为基地在各地铺展开来，办理善款征募与救济物资的发放工作，陆可能也是中国最早准备创立“红十字会”的人。办公益有时是需要个人作出很大牺牲的，据说陆也是因为办救济善会亏空许多银两，最后不得不将自己家的藏书（陆父是江南四大藏书家之一）售与日人。而另外一位旧上海最有名的大善士朱葆三，他一生参与举办救济赈灾活动无数，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慈善救济组织——华洋义赈会的创办便与朱氏密不可分。朱葆三曾在上海时疫流行的时候，募资举办时疫医院，但是他自己却因为冒着酷暑到医院巡查染病逝世，也因其对公益贡献，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曾第一次以中国人命名一条界内马路——“朱葆三路”，算是其身后最大哀荣。
其他普通民众之赈灾行动，在清末也极为常见。每逢比较大的灾害发生，乡村的族长或善团机构的主事便需要将公仓打开，救济贫民。家有资财的地主或商绅也有可能立即开粥厂救人。看过《乔家大院》的观众大概对“开粥厂”有些印象，当然，普通的地主乡绅是没有电视里乔致庸那么有钱，一开粥厂就能救几万人，但是正是凭借这些曾经被批成“虚伪”的自觉善行，才能多减轻一些灾荒给民众带来的戕害。清末时候，城里稍有钱的人比较常见的是在大灾发生时将做寿的钱，或者办什么其他喜事的酒水钱，都移作善款（上面说的1931年水灾，黄金荣就曾捐出寿仪5万多元救灾）。当然，报纸上第二天便常会刊登收受捐款机构的感谢广告。另外，向一些能够信任的机构认捐也是一种形式，赈济慈善团体会拿着善薄，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去登门募款，政府当局发动募捐在早期是不大能看到。街头巷尾的公益义工拿着善薄到处乞款，与今天行政命令化的募捐方式恰成对比。
新政权建立后，有关救灾赈灾的工作，便全部统一到政府部门了。表面看来，似乎资源应该更能够集中调度，赈灾效率也应该更高，然而，传统中国“官赈”的一些毛病，在当代却一一呈现出来了。也许正因为此，当局目前也似乎想发动社会力量，主动参与社会救济活动中来，但效果似乎不彰，耳闻目睹，每次赈灾仿佛只是与官员政绩有关的事情，造成这种局面，大概是谁都不大希望看见的吧。如果没有一定的观念更新，没有一定的配套机制，没有一定的空间释出，或许，官民携手共渡难关，都只能是一种宣传的理想。
也许有一些人又要开始谴责起我们的“国民性”或“国民素质”来，可是，我们其实是需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现在变成如此模样呢？真的是素质问题吗？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呢？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一句古语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然而，今天，面对受灾者，或者面对任何一个急需帮助的人，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真的伸出自己的手呢？可是，为什么不呢？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善人”两个字噤若寒蝉了呢？谴责是没有用的，也许经过几十的的折腾，国人心中早已没有了“浮屠”，那“救人”又从何谈起呢？当然，中国人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时光如果倒转100年，如果遇到类似的“奇灾”，我们便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看到完全不同的中国人。
在中国，赈灾工作从来就包括官方救济与民间救济两种途径，官赈与义赈（民赈）并行不悖。官赈由于需要走程序，因此经常是缓不济急，而且由于官吏经手，易生弊端。义赈的缺点则是力量有限，或不能在更大范围内调动救济资源。因此，官民合作，便极端重要。尤其是县以下灾情发生，更多的便要倚仗地方绅富发善心来救济了。过去的地方志，都会专门设有“义举”“善行”等栏目，专门用于记录那些善人的事迹。到了晚清，由于朝廷财力日薄，义赈更成为赈灾的主要依恃力量，也为当时的官方竭力赞成与鼓动。130年前，因为北方遭受巨大的旱灾，经元善等人在申报发表“急劝四省赈捐启”，为灾民募集赈捐，他在此则启事中，强调“救人之荒必可免己之荒”，“善恶报应，一定之理”。通过创办协赈公所，募集捐款，聚合同道，派赴灾区施赈，成为江浙沪绅商赈灾的领导人物，他在十余年中，经募款达到数百万，受清廷嘉奖十余次。
更为重要的是，原来中国的地方官吏，基本需要功名在身，既饱读儒家诗书，其个人修养大致有一些保证。在位为官，居乡为绅，官绅界限本来也不是太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官赈”与“义赈”有时也是联为一体的，他们也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灾荒，发明了一套套的办法——“荒政全书”就是这种集体经验的汇编。盛宣怀也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赈济家之一。1906年，江苏北部发生大水灾，当时正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的盛宣怀订立义赈办法十八条，并提出灾赈“治标四策”——“一曰借给麦种，使补春耕；二曰多粜杂粮，以轻市价；三曰就近办公，俾壮丁得食；四曰设借钱局，以田作押，轻息宽期，俾可后续。”或许这些办法对于今天的赈灾工作都很有帮助，“借钱局”在中国行之已久，与今天炒得时髦的“农民小本贷款”都是相似的东西。1909年，他派其侄子到湖北赈灾，行前告诫他对放赈要“精神贯注，多用一分心，少造一分孽”，办事要核实，“操守廉正，可誓天日”。这些话今天听起来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盛氏自己也亲历亲行，他多次跑到乡下去赈灾，按户抽查，“风日徒步，露宿终夜”，其意志力与精神均为今人所不及。据说盛一生为赈灾捐款一百几十万，以今天币制来计算，也在人民币上亿元了。他在遗嘱中曾把一半遗产留给“愚斋义庄”，用于慈善事业。尽管此人在历史上褒贬不一，然而，以赈灾公益来看，盛应该是今日国人的学习楷模了。
清末官赈日衰，因此在光绪末年，赈灾捐纳之风大行其道，后人每以清廷卖官为下作之举，然而，无论如何，制度化的卖官总比非制度化的卖官要好，公卖总比私卖要好，最重要的，卖的钱拿去救济灾民显然要比下贪官腰包要好。其实，在当时，政府更多的也许不仅是卖官，而是用种种办法来激励民间，鼓动绅富拿钱出来帮助灾民。例如官员代为请奖,颁发匾额，载入官书等等。其实,在那个年代,有钱人并不一定就必然拥有社会地位,要有地位,还得拿出实际行动来,而赈灾就是培植个人声望主要途径之一。一个地方豪绅如果见死不救，过于吝啬，最终被灾民“吃大户”，那么，官方有可能不但不惩治灾民，反而会责罚豪绅。这种事情是常常可以从过去的材料中发现的。
民间助赈的办法则丰富得多，义演在清末已相当流行，演戏赈灾，也是票友们经常组织的活动。100年前，李叔同曾在日本东京为国内江苏安徽一带的水灾举行赈灾义演，这场演出据说也成为中国话剧诞生的标志。实际上，清末民初城市里的大型演出活动，多半是与赈灾有关的义演，梅兰芳甚至在1913年日本大地震发生时发起义演为日人筹集赈款。1931年大水灾发生时，17省受灾，灾民8000万至1亿左右，似乎与今天的雪灾规模相似。在官方的鼓励下，上海各界闻人在灾难发生不久就成立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该会采用种种劝募手段，包括发起筹赈各省水灾游艺大会与大型戏剧义演等等，总共募到善款二百多万，灾民受益甚多。当然，那个时代没有现在这样能够普通到每家每户的电视，否则乐之可以断言，以那个时代主事者的热情与理想，以及社会公共道德水准，赈灾义演的效率将会高出许多倍。这几天，曾经有人建议春晚改成赈灾晚会，但听说已经没有什么可能性，推其原因，除去广告收入、及统战色彩等因素外，乐之认为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观念问题，今天的国人，从上到下，可能已经太缺乏“行善积德”的意识了，“德”既不值钱，“善”又如何行？
赈灾自然需要组织，在清末的报纸上，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民间慈善团体，参与全国各地的赈灾活动，所谓“现代国民”以及“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实际上是与这种公益善举的组织与普及有关的。1900 年8 月16 日, 即联军攻陷北京后的第二天, 浙江人陆树藩即在《申报》上登出《救济善会公启》, 创办救济善会救济北方战争难民。这个善会组织很快以上海为基地在各地铺展开来，办理善款征募与救济物资的发放工作，陆可能也是中国最早准备创立“红十字会”的人。办公益有时是需要个人作出很大牺牲的，据说陆也是因为办救济善会亏空许多银两，最后不得不将自己家的藏书（陆父是江南四大藏书家之一）售与日人。而另外一位旧上海最有名的大善士朱葆三，他一生参与举办救济赈灾活动无数，中国近代最大规模的慈善救济组织——华洋义赈会的创办便与朱氏密不可分。朱葆三曾在上海时疫流行的时候，募资举办时疫医院，但是他自己却因为冒着酷暑到医院巡查染病逝世，也因其对公益贡献，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曾第一次以中国人命名一条界内马路——“朱葆三路”，算是其身后最大哀荣。
其他普通民众之赈灾行动，在清末也极为常见。每逢比较大的灾害发生，乡村的族长或善团机构的主事便需要将公仓打开，救济贫民。家有资财的地主或商绅也有可能立即开粥厂救人。看过《乔家大院》的观众大概对“开粥厂”有些印象，当然，普通的地主乡绅是没有电视里乔致庸那么有钱，一开粥厂就能救几万人，但是正是凭借这些曾经被批成“虚伪”的自觉善行，才能多减轻一些灾荒给民众带来的戕害。清末时候，城里稍有钱的人比较常见的是在大灾发生时将做寿的钱，或者办什么其他喜事的酒水钱，都移作善款（上面说的1931年水灾，黄金荣就曾捐出寿仪5万多元救灾）。当然，报纸上第二天便常会刊登收受捐款机构的感谢广告。另外，向一些能够信任的机构认捐也是一种形式，赈济慈善团体会拿着善薄，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去登门募款，政府当局发动募捐在早期是不大能看到。街头巷尾的公益义工拿着善薄到处乞款，与今天行政命令化的募捐方式恰成对比。
新政权建立后，有关救灾赈灾的工作，便全部统一到政府部门了。表面看来，似乎资源应该更能够集中调度，赈灾效率也应该更高，然而，传统中国“官赈”的一些毛病，在当代却一一呈现出来了。也许正因为此，当局目前也似乎想发动社会力量，主动参与社会救济活动中来，但效果似乎不彰，耳闻目睹，每次赈灾仿佛只是与官员政绩有关的事情，造成这种局面，大概是谁都不大希望看见的吧。如果没有一定的观念更新，没有一定的配套机制，没有一定的空间释出，或许，官民携手共渡难关，都只能是一种宣传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