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2010年:充满变数的新“三国演义”

发表:2010-02-20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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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曼在《纽约时报》发表〈属于中国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文章指称中国的汇率政策是“重商主义的”,是“掠夺性的”。网路撷图

2010年伊始,中美关系风波迭起,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对台军售、Google事件与国务卿希拉蕊1月21日关于支持全球互联网自由的演讲等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关系陷入低迷。《华盛顿邮报》评论认为2010年头几个月,中美关系将“迎来艰难时刻”;欧亚集团甚至将中美关系列为2010年全球十大风险之首。《时代》周刊(2月1日)在一篇题为”The China Fix“的文章当中,也谈到中美关系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局面。

欧巴马政府的中美关系“开高走低”

与前两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呈“开低走高”曲线相反,欧巴马政府的中美关系呈“开高走低”。

从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中美关系成为两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小布希政府,对华政策都呈“开低走高”曲线。1992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竞选总统时承诺:“不会拥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但后来却成了解除“六四”后各国禁制措施的积极推进者。面对媒体的讥讽,克林顿只得以“创造性模糊战略”来自我辩解。其继任者小布希在竞选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在911以后被迫与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在美国的“拥抱熊猫派”与“弑龙派”中走中间路线,成为“熊猫避险派”。

欧巴马在进入白宫之前,对中国(包括台海关系)并无倾向性的定见。他从未指称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也没有承诺他会采取一些方式将中国引向民主。欧巴马当选后,在对华关系上更是创造了两个“第一”:一是在对华政策上充分考虑了来自中国的“智囊”的建议,他的“对华政策期望清单”是由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个直属中国外交部的“智囊”机构,从“中国视角”出发参与起草的;另一个“第一”是开创了美国总统上任不到一年就访问中国的先河。这次访问中,他公开表达了正面接纳中国和平崛起、不谋求遏制中国、愿意同中国分享部分“领导责任”等意愿,以此换取中美战略相互保证,希望确保中国崛起不挑战美国利益,甚且成为促进美国利益的正面因素。

但欧巴马向中国伸出的友谊之手,却并未赢得北京的友谊。北京对他以种种方式表达了前所未有的轻慢。在欧巴马访华时,中国政府的各种控制比过去克林顿、布希两位总统来访时要严厉得多。美国为了表示一点欧巴马的访问行程不完全受控于北京,曾点名《南方周末》采访欧巴马。尽管《南方周末》总编向熹本来就是中共信任而派去看守这家媒体的,采访报导本身也没有半点出格之处,但北京还是给予向熹以免职的惩罚,再次抹了欧巴马的面子。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的24国首脑会议上,中国置起码的外交礼仪于不顾,派一个副部长级的官员对欧巴马颐指气使,表现极为粗鲁。所有这些,都激起了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反感。这些反感积聚到2010年1月,终于在Google事件上找到了爆发点。

中美关系正面临变数

Google风波之后(参见《看》杂志55期谷歌事件专题报导),中国的态度还是有恃无恐,认为美国霸权呈现衰势,中国崛起大势已成,美国对华需求日渐增高。此情此势之下,无需担心中美关系出现变数。
中国有此反应,纯粹是颟顸自大之见。从长期战略角度看,这对“非友非敌”的大国,都把对方看作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者,缺乏建立长期战略盟友关系的基础。只是因为双方的务实态度和各自的中期战略利益的需求,双方均认为在近期内合作利大于弊。

但中国方面显然忽视了为国内政治服务是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

欧巴马任期的第一年,其政绩口碑远不如前任小布希任职总统后的第一年(那一年布希政府非常成功地应对了911灾难)。在外交方面,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承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领导责任,美国政府不得不在涉及双边关系的诸多敏感问题,诸如西藏、宗教、人权及台湾问题上,欧巴马政府或者有意淡化,或者尽量推迟。这些举措引起美国政界与人权团体的诸多不满,媒体将欧巴马的亚洲行与当年小布希的亚洲行相比,讥讽为“从牛仔到叩头的转变”。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自我膨胀的中共挑战国际社会的道德底线,让人们看清楚这个号称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根本不想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而美国过去的所有克制都被中国视为美国霸权衰落的结果。可以说,美国国务卿希拉蕊.克林顿在人权、网路安全问题上的强硬表态,是中国给逼出来的“防卫战”宣言。

美国经济目前正面临转型。欧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开始加强出口导向,以此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与储蓄。这些措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消费方式面临重大调整,美国家庭已成为美国国债的第二大买家,这样一来,中国无论是作为廉价消费品的提供国,还是作为美国国债债主的重要性均大大下降。2009年12月31日,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发表〈属于中国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文章指称中国的汇率政策是“重商主义的”,是“掠夺性的”,赞成用保护主义来解决美国就业不足的问题,并判定中国没有胆量大量抛售其美国国债储备来做出反应。由于这位学者的专业地位,他这一提倡会产生较大影响力。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汇率问题容易上升到战略高度,与正在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一起,共同冲击中美经贸关系的基础。

欧洲态度正在起变化

中美关系出现阴影,而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也在变化。

两年以前有较长一段时期,欧盟期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充满乐观情绪。一些智库连篇累牍提出“欧洲能够和中国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吗”之类的研究报告。2004年,前法国总统希拉克甚至对中国领导人说,可以在“多极”体系基础上达至“世界共识”,再以中国、欧洲、俄国的紧密关系来确保“多极”体系的“国际平衡”。那时候,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希望联手,削弱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英国《经济学人》最近发表文章指出,现在欧洲内部的乐观主义幻想已经破灭。伦敦智库“欧洲改革中心”的格兰特(Charles Grant)说,他和其他一些人曾“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将拥抱多边主义。

但近年以来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已经达到破坏性的程度。2009年中国囚禁了更多的政治异见分子;处决贩毒的英国公民,不理睬英国政府有关该人有精神疾病,应予刀下留人的呼吁。中国对欧巴马向台湾出售武器、打算会见达赖进行恐吓。中国官员在私下会见欧洲使节时,在撤销对华售武问题的新争吵中表现傲慢。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渐趋一致。格兰特认为,美欧双方有关对中国是接触还是遏制的争吵,已经不合时宜;而欧洲幻想中国成为对抗美国霸权的盟友,更是大错特错。中国虽然像是一个各方面都在崛起的大国,却反对欧洲和美国共享的许多价值。而北京想从世界得到什么,也比以前更为清楚。

正在召开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的各种发言,也从旁论证了世界对中国的态度正在起变化。法国总统萨科齐在27日的开幕词中指出,货币汇率的不稳定,某些货币的价值的低估,导致贸易不公平,竞争不合法。萨科齐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是听者都心知肚明他指责的是中国。

Google事件发生之后,各种有关中国黑客盗取情报的消息充斥媒体,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网路攻击的怨气正在集结,期望拥有技术优势的美国带头与中国打一场网路战争。只有中国,仍然陶醉在“世界需要中国”的美梦里面,继续在媒体上说着各种大话、空话,为自己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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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看杂志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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