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讲这人世间不合理的事：有人偷一个小东西被杀了，而窃国者却登上公侯的位置，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这小偷偷东西，讲个 “人赃俱获”，易于判断，当下大陆治安不好，小偷又多，小偷当街被殴致死的事情时有发生，偷东西是不对，但是一气之下不顾法律把“小偷”打死也不对，今个我们不扯这“民事”案件来看看更大的“官司”：这“窃国者”（当然是做“官”的）如何判别出来？
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相关的还有一句中国人特爱讲的老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在有的西方人眼里，中国人弹性太大，讲强权而不讲真理，讲现实不讲原则，这是不是造成人们分辨不出“窃国者”的原因呢？让我们来看这样两条新闻：
今年8月份，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XX以“影响政府办公楼的风水”为由，要求当地一个合法楼盘“水映康城”停建。当时“商讨”的过程被开发商录了音，《第一财经日报》记者10月13日获得的录音中，这位被称为“学者型”的官员竟称：“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政府”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崇高”无上的，这位“官爷”讲的再清楚不过了：“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这是典型的“讲强权而不讲真理”的范例：老百姓的权利是政府赋予的。这和西方“天赋人权”的民主理念完全相反，美国人都知道，政府是老百姓公选出来的，如果“政府”不合民意，老百姓有权推翻它（重选），所以在美国谁敢“窃国”？“政府”是人民纳薪供养的，就该为人民服务的，否则拿百姓的钱，不为百姓做事，反而欺压、盘剥百姓，那不是“窃国者”是什么？
其实这位“官爷”也不是“窃国”老大，不过是一个区委书记，是“窃国”老大放出来的小啰啰而已，没有众啰啰跟着老大“窃国”，这老大不就变成“丹顶鹤”了，一瞅就被人识破了，所以“窃国”者得来一招“浑水摸鱼”，先把众人的眼给迷住了，考考您，从下面“经租房”的变更是否可分辨出“窃国”者。
“经租房”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词语，甚至根本没有兴趣去搞清楚其含义。但是对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一批市民来说“经租房”却是盘桓在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政府”房管部门告诉他们经租房产权早就是国家的了，这是国家政策所以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这些业主们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是租出去的房子，怎么转眼就成了别人的财产呢？尤其在北京大量经租房业主正在为了自己的权益而奔走，他们的努力在很多时候显得孤立，他们为此而憔悴和悲愤，他们无助的眼神让人心碎。
当年，没有经过人大讨论（当时就算经过人大也只有举手通过）就决定将城市私房主的房屋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经营。见识了“三反五反”，又刚刚经过“反右”，一波波的政治运动中有产者们早已成为惶惶不可终日的惊弓之鸟，荣幸地被列为改造对象意味着人民政府在清算你在旧社会 “剥削所得”的同时，赋予了你被人民接纳脱胎换骨获得新生的机会，主动迎上去还来不及，哪里还敢抗拒国家机器的力量？
1958年前后，从北京开始人民委员会经过动员以后“接受房主的申请”，当然几乎没有人敢不申请的。私房主把房屋交给政府，政府相关部门取代了过去的房地产中介商，将收上来的住房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分配国家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适当照顾房主的生活情况，以所收租金的百分之20到40分给房主。这样强买强卖，有剥夺私人合法财产的含义，明显违背了当时的《宪法》，所以也有一些房主鼓着勇气提出质疑，不过这种胆大包天的质疑被一纸文件定性为“两条道路的斗争”，换句话说谁敢于质疑这一政策的合法性，谁就是质疑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气氛下经租房政策几乎没有遇到阻力，就得以在各大城市推广。
当中华民族终于挺过了“文革”的梦魇，在确信这场浩劫结束以后，一些业主想起了自己在文革中被剥夺的权益，按理说自己的合法私人住宅，政府从来没有依法完成产权变更手续，当时讲的是代租，也就是说政府扮演了相当于房地产中介公司的角色，房屋业主仍然是业主。于是提出发还房产，至少也得继续支付文革中被剥夺的部份租金。不过也许是因为在过去的年代我们的国家遭受苦难的公民何止千千万万，很多人家破人亡，命都丢了，失去几间房子在那时看来算的了什么？所以并没有落实政策部门从法律的角度认真对待。
1985年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城市私有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中明确提到“已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尽管很多经租房主怎么也想不通，早已不是“文革”了，怎么政府的一纸“意见”就能够剥夺公民的合法财产？可政府机关毕竟代表国家，而且当年的业主如果不是死于文革，多半也是风烛残年，明白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盼望过两年安生日子，只好委曲求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