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当局近年一直要求欧美承认它的市场经济地位，可是在国内却没有任何人相信中国当前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来配置资源，而中国的现状则是以权力为导向来配置资源，所以确切地说，当前中国是权力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对于这一点，所有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深有感触。
当今中国，如果没有官场的门路、权力的庇护，非但做不到生意，赚不到钱，还会被各路衙门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借口罚款、停业甚至锒铛入狱。这就是几乎所有中国的私人老板都向官场，向权力靠拢的原因，也是中国私营企业主无可避免的“原罪”。越大的老板，与官场的关系越深，“原罪”也越大。
在市场经济之下，争夺有限的市场是所有企业的目标。因为有了市场，企业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壮大，老板才能赚钱。在权力经济之下，炙手可热的权力资源成了企业做大，老板赚钱的首选。从社会体制上说，共产党的专制权力是近于无限的，完全可以让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人一夕成名，一夜暴富，也可以让本来功成名就者一日之间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即使是中共体制内部的主席、副主席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等人，也难逃体制本身的陷阱。然而在实际层面，掌握这种近乎无限的权力资源的职位在官僚体制中又是有限的。比如某个重要部门的一把手，有权审批、敲图章的就一个人，只有搞定这个人才能拿到工程、圈到土地，借到贷款，赚到钞票，可想而知会有多少老板参与争夺这职位有限而权力无限的“宝贵”资源。
企业竞相收买权力的结果必然是收买权力的代价也随着越趋激烈的竞争而水涨船高。在八十年代刚开始搞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初期，官员受贿也无非就接受一些比较值钱的礼品，比如进口家电之类的，当时受贿万元以上就是大案了。后来随着中共与时俱进，贿赂就发展到送车，送房，送钱，送情妇，而且一送就是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
当前，中国的权力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手握实权的官员们已经不满足于收钱，他们要干股，而且要占相当大的比重，甚至占大头。这是因为当前中国“国进民退”的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朗，在权力经济的格局下，权力成了企业最重要，也是最抢手的资源。手中没有权力资源，或者权力资源不够硬的企业正在“国进民退”的过程中被踢“出局”。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现有的社会格局下，在政府支持下的那些官场背景深厚、掌握强势权力资源的企业不断侵蚀和挤压之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中国将会有相当大数量的民营企业难以为继，最后剩下的只有那些掌握相当的权力资源的企业。
与当今世界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的潮流正相反，中国经济当前的“国进民退”是专制与资本杂交而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特有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是共产党体制内的权贵不断侵吞社会资源的过程。当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已经被压榨到极限，以至于进一步压榨弱势群体而激增的“维稳”支出已经超过收益的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就成为了“饕餮”怪兽的下一个目标。
那些看不清社会大势，抱着侥幸心理企图靠借高利贷来度过“经济严冬”的私企老板们意识不到，自己面临的不只是一个寒冬，而是一个冰河世纪。
对民营企业来说，由中共当局坐庄的权力经济是一个养、套、杀的三步曲，与股市庄家的手法非常相似。邓小平的时代是民营企业的春天，是把民营企业“养肥”的时代；江泽民的时代拉私企老板入党，是让有钱人“入套”的火热夏天；胡锦涛时代“国进民退”，对私营企业来说是肃杀的秋天，然而这还不是最后。
当今中国，真正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是太子党，而代表太子党势力的习近平又被预定在“十八大”上接班。如果习近平顺利接班，意味着太子党势力进一步膨胀。对于本来就饱受太子党手中的垄断型国企挤压的民营企业来说，那很可能就是严酷的冬天了。
对于生意越来越难做的私企老板们来说，是继续在“冰河世纪”苦苦支撑下去，还是移民海外，在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中从新开始，是一个值得考虑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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