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我发脾气是我的一种武器”

作者:李志绥 发表:2012-04-24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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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身体和叫汪东兴滚蛋

我以为那年夏季的最大风暴是北戴河的夏季暴风雨。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毛突然对我大发脾气,起因是傅连璋。一九五六年七月回到北京以后,傅连璋要我将这一段的情况向他汇报。我去了以后,他交给我一封信,是他写给毛的。主要内容是向毛介绍一种新的安眠药,是西德生产的,叫“烦恼躲”(Phnodorm)。他希望毛检查一次身体。

我觉得很难办。因为自从改变安眠药的服法后,睡眠还比较好,平均每天可以睡六到八个小时。这时又提出用新的安眠药,很不是时机,毛会认为多事。再来傅该了解毛的个性,毛一向不喜欢医生检查身体。傅以前还跟我说过一九五一年毛对苏联医疗小组大发雷霆的事,并一再嘱咐我要当心。

我向傅说是不是慢些时候再提出来。等到睡眠不好时,劝他用新药,可能容易接受。傅同意了这个意见。傅又说,信里有向毛建议检查一次身体的事。傅说:“我从红军时期就跟随主席,这么多年了,他相信我,你就说是我的建议。这次完全找中国的专家。”我刚要再开口说话,傅截住,沉了脸说:“你胆子要大些,不要推三阻四的,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将信搁了两天,傅又打电话来,催我快去讲。我只好回答我会立刻去报告。当天下午,我和毛说:“最好乘现在很健康的时候检查一次身体,留下一个客观记录,等以候有病时,可以对照出来。”

毛看看我,摇著头说:“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们医生的想法。我常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你们的药就那么灵?夸口郎中无好药。就说癌吧,得了癌有什么办法?开刀割了就好了?我不相信。”我说:“早期癌,没有扩散以前,手术很有效,不检查,不可能在早期发现。”毛说:“不见得,你举出一个人来,我听听。”那个时候,“高级领导人”年记都不很大,还没有一个例子可以举出来。我只能说几个乳腺癌的例子。毛笑了说:“乳头在外头,容易查、容易治。只能说,有的部位的癌可以早期查出,早期治。不能千篇一律。”停了一下,毛说:“你的意思是让我检查?”我说:“傅连璋部长有封信给你,你看看。”毛拆开信,大发脾气说:“傅连璋这个人,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来找事。我现在不得空,过几天到北戴河再说吧。”

我跟着问:“医生们可以一同去吧?”毛说:“可以,可以让他们检查,我也可以找他们谈谈。”

我那时对毛还不完全了解,我满以为这样就定下来了。于是给傅打了电话。傅在电话上高兴地说:“我同你讲过了吧,只要说是我提的建议,主席肯定会同意的。”毛和江青在北戴河都排了身体检查。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和邓家栋医生负责检查毛;林巧稚和于葛峰医生则检查江。江青很快便做好妇科检查,但张、邓两人却等了十几天,毛还是没有动静。傅打电话跟我发牢骚,说医生们在北京很忙,等着要回去。傅要我问什么时候可以检查。

我认为这事好办,毛在北京已经同意了,现在不过定一下时间,不困难。第二天同毛一起读英文时,我直接问毛:“张孝骞大夫来了十几天了,什么时候检查身体呢?”毛放下书说:“让他们住下来,休息吧。”我说:“怎么向他们回话呢?”毛诧异地说:“回什么话?”我说:“不是检查身体吗?”毛这是突然变了脸色说:“谁人说过要检查身体?”我说:“离开北京前,主席不是同意了到北戴河检查身体吗?”

毛抬起身来,大声说道:“在北京讲的话就不能改变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我也可以改嘛。这一定是汪东兴这个王八蛋搞的,我不检查,你告诉他,叫他滚蛋。”

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毛发这么大的火。我也不知道,叫“他”滚蛋的他,指的是谁。我晕头账脑地说:“这是傅连璋部长要我报告你的,汪东兴同志并不知道。”毛说:“叫傅连璋也滚蛋。”我说:“傅没有来北戴河。”

这突如其来的发作,使我像当头打了一闷棍。检查身体本来是件好事,无论谁作主提出来,可丝毫没有恶意。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拒绝,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我走到卫士值班室,摸不清毛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李银桥和卫士都偷听到了。李说:“主席不是对你发脾气。这两天中央开会,谈什么事不清楚,不过听说,主席在会上批评了警卫工作,特别提到这次外出游长江一些事,还有火车的安排,警卫太多,好多事情哪。”

我心里想,毛并不说明道理,突然大发雷霆,使人手足无措,而且也无法知道他到底想什么。李又说:“明天主席自己不同你说,江青也会同你解释,让你不要紧张,不要想的太多。”

但我忐忒不安。我见过毛对别人大发雷霆,但这是第一次毛用这么严厉的语气跟我说话。我能替这么一个不可理喻、喜怒无常的人工作吗?这工作太危险、太难捉摸了。我想还是离开一组,去医院工作好。

第二天傍晚,毛叫我到他那里去。一见面毛就笑着说:“曹营的事难办吧?”我也笑了道:“那么我就是蒋干了。”毛叫我坐下说:“我发脾气是我的一种武器。我不想做的事,勉强我做,我一发脾气,就做不成了。脾气发过去,就没有事了。你不要记上。.........”

我说:“主席,我讲话太冒失了。”毛说:“我这次到北戴河来,中央有些事要解决,下半年要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没有时间,不检查身体了。你告诉医生们,说我忙,以后再检查。你要好好招待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在这里多住几天再回去。张孝骞大夫是湖南人,我还想同他谈谈。”这次我听懂了,身体不会检查了。我也明白毛不是在生我的气。

事过境迁,日子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们每天都读英文。毛晚上睡不着,便找我去闲谈。也就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季这个期间,毛第一次告诉我他要辞掉国家主席,退居二线。我那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当时我对毛不够了解,不晓得毛向来不做戏言。毛用这些闲谈来帮助他思考,而我总在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之后才了悟闲谈其中的深意。他要辞去国家主席之事,当时经由几位领导人讨论,仍未公诸于世。三年后,一九五九年毛才正式辞去国家主席。毛“退居二线”所持的理由是他的健康,以及他不想为琐碎小事分心,只专心重要大事。其实真正的原因不仅如此。

毛的健康确实是原因之一。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心情都很紧张。想睡偏偏睡不着,往往彻夜未睡便上天安门。二来庆典后,毛受风寒,很容易感冒,一拖久就变成支气管炎。所以上天安门成为毛的精神负担。毛厌恶繁文缛节是另一个原因。在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平日蓬头跣足的毛,必须按时穿戴整齐出席外交活动以及送往迎来,这也使他厌烦。

但我后来才了解到毛的所谓“退居二线”,是种政治手腕,以此来考验其他领导人的忠诚度--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当时毛已对他俩起了戒心。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秘密报告,中国领导人最初对赫的表示支持,而后又叫响“集体领导”的口号,批评毛的“反冒进”言论等等,都使毛愤懑不安。他并非真的想放松他手中的权力──实际上他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推给别人去周旋,这样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改造中国”的大业。

毛并没有等太久就知道这个政治考验的结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确定了他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怀疑。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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