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仍然受到“户口” 制度的约束。这是一种世袭式的制度，把一国公民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城镇居民仍然优先享受户口所在地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补贴，而“局外人”面临着多种限制，常常需要付出高得多的代价才能享受到城镇户口持有人享有的福利。随着改革户口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中国领导人已承诺要做一些改变。
上周五，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对改善中国1.5亿农民工生活条件的必要性给予了大量关注。承诺中国将“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但道路似乎还很漫长，正如北京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最近的遭遇所揭示的那样。
农民工建设了现代化的北京，但他们的居住区仍在城市开发中风雨飘摇。北京东北五环外的崔各庄曾经聚集了不下三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及其家属。而现在，崔各庄已经近乎一座鬼城，多数用砖块、水泥和空心砖建成的窝棚都已根据当地政府的命令腾空。为了对这个欠发达的城市角落进行城镇化改造，政府正在清理崔各庄和邻近的几个村庄。为附近五个村的农民工子弟建起的七所学校已经关闭，很快将被推倒。在整个首都，大约30所共计容纳了一万名学生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受到各种开发计划的威胁，这在北京共约30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占了10%。所有学校中只有64所拿到了许可证。
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填补了社会服务领域所缺失的内容。（AP）
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常常带来一种两难：城镇公立学校往往会收取低收入农民工家长无法承担的高额借读费，所以他们要么把孩子送到私人开办、没有国家补助、未经注册、半合法的学校，要么把孩子送回有户口的老家，在当地学校系统内就学。他们必须经常做这样的选择。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的父母常常一年才见到一次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在春节期间。
直到不久前，罗超一直担任受影响学校之一崔各庄实验学校的校长。他原来是河南省的一名村干部，自己也是一位外来移民，2000年，为寻求更好的生活，他和家人来到了北京。
他说，老家的收入太低，一个月只有两三百块钱，很难维持全家的生活；我们的土地很少，生意也不多，所以我们卖掉了房子，决定在北京安家。
罗超看到北京农民工子弟上学机会有限，于是在2002年开办了他的第一所学校，初期投入13万元。两年后，他从亲戚手中借钱，把学校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这里曾是一所舞蹈学校和木门工厂的所在地。罗超说，学校提供从幼儿班到初二的课程，有时候学生人数超过1,000（最后一个学期是760人）。罗超还说，他和他的亲戚迄今一共投入了160多万元，包括20万元的未还债务。
罗超说，他曾多次为他的学校申请许可，但都没有成功。如果办学许可证申请下来，他的学校就有资格获得政府的资金或补助，或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拆迁的命运。罗超说，考虑到学校不正规，他难有机会收回多少投资。但他似乎下定了决心要继续为农民工子弟提供教育，最近，他担任了北京南部大兴区另一所学校的校长。罗超说，学校被政府关闭后，很多农民工家长找到我，求我帮助他们的孩子，我也不忍心孩子们这么小的年纪就辍学。
罗超的一些学生跟着他到了新的学校，或者转到了其他农民工子弟学校。另外一些学生随父母离开了北京，还有一小部分学生（罗超说大约有100人）目前呆在家里没有上学。
这一地区唯一没有关闭的学校是温榆河双语实验学校。这是朝阳区政府在2004年开办的一所相当现代化的公立学校。虽然学校对农民工子弟开放，但据招生办公室一位接听电话的老师说，现在已经没有招收新生的余地。
同时，罗超和这一片其他已关闭学校的校长们都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至少发给他们部分补偿，他们可以用补偿金在北京更远的郊区建起新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王洁是崔各庄已关闭的“好孩子幼儿园”园长，她说，她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10万元，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顺义区另外租下了一个地方，准备于3月20日在那里为孩子们另开一所学校。但她担心，在以豪华别墅而闻名的顺义区，有关部门可能不欢迎没有取得许可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王洁问，我们的社会对私立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很大需求，那么政府为什么从不给我们任何帮助或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