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散文大盤點

世紀臨近結束，文苑好事者頗有年終盤點之癖，諸如給大師排座次、為小丑點白鼻之類，賞善罰惡，層出不窮，宛如最後審判。筆者自從辭去漆園之職，也頗為好事。然而眾所周知，筆者宗師老聃，與儒門宗風不同，依吾師教誨：「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下文所論諸家散文，不作蓋棺之論，僅出遊戲之筆。當世鉅子，必有遺珠；跳梁小丑，偶或齒及。為避排座次之俗套，特以姓氏筆劃為序。本擬湊滿百數，然忽忽似有倦意，遂罔顧數之圓滿，權當不齊之齊。嗚呼！千載之後，無非枯骨，何必作蝸角蠻觸之爭？

　　巴金《隨想錄》

　　巴金被人們當成了道德偶像，與此同時背叛了他的道德。儒家中國最大的文化病灶就是「聖化情結」，因為無神論的民族需要用聖人代替上帝。然而正如信仰上帝的民族卻把上帝釘死在十字架上一樣，信仰聖人的中國人通過把有德者聖化，也殺死了有德者及其道德。既然道德只有聖人才有，那麼遠離神聖的凡夫就不必愧疚自己的墮落。巴金是可敬的，因為他是懺悔者。而且他知道，人必須懺悔，但任何人無權要求別人懺悔。

　　豐子愷《作客者言》（《緣緣堂隨筆》）

　　至情至性、儒雅謙和的子愷居士，不承想也有這般頭角崢嶸、字字藏刀的筆墨，將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俗世禮節，渲染成驚險小說般的恐怖。視角詭譎，筆法多變，敘述流暢無比而竟能步步出奇，語言風趣至極而竟能險像環生。這裡分明蘊含著某種一言難盡的高明：勘破紅塵但堅持厚愛生命，挑破機心仍不忘一笑嫣然。人是獨一無二的，文自然也難逢其儔，遂成空谷絕響。

　　王了一《關於鬍子的問題》（《龍蟲並雕齋瑣語》）

　　《代序》中說：「正經的文章不能多產，要多產就只好胡說。」指的是通例。先生是特例，所以做正經著作《古代漢語》的王力頗為多產，而寫胡說散文《龍蟲並雕齋瑣語》的王了一併不多產。學問家而文字清通、妙趣橫生者實不多見。以產量較低之故，所以沒有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影響大，但質量並不低。何況真有與沈從文討論古人鬍子的「胡說」文章，如此妙文自然不可不讀。

　　王蒙《作家是用筆思想的》（《讀書》1990年第1期）

　　王蒙聰明過人，素以機智聞。世海文海宦海的急劇沉浮，賦予他警覺的眼光和良好的分寸感，他的前衛意識雖說不上老而彌堅，又的確算得上持之以恆。多智機警的王蒙固然與純情文字絕緣，但也正因為與純清路線早早地劃清了界限，不存非份之想，當他把自己的天賦移向世間時，我們反而有幸讀到了堪稱典範的議論文：所有的環節都很到位，再加一點羞怯的前衛。

　　王朔《我看金庸》（《無知者無畏》）

　　王朔在散文領域的特別之處，就是空前絕後地做到了百分之百的言文一致，怎麼想就怎麼說－－如果這指的是內容，幾乎相當於巴金的「說真話」，可惜這只是指語言形式。結果就成了這樣，他吃進去的是什麼，屙出來的也是什麼。王朔是當代文壇的一條直腸！他屙出來的東西之好壞，取決於他吃進去的東西之好壞。不幸的是，他是個沒喝過多少文學乳汁的文化棄嬰。正如他承認的，他是個無知者。

　　王小波《思維的樂趣》（《我的精神家園》）

　　知青王小波在文革之後遊學西方，得出一個結論：自由思維是人的本質，追求智慧是思維的樂趣，參差多態是人生的主要幸福。於是他歸國後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一個傑出批判者，不遺餘力地提倡有趣。在這篇代表作中，他以大無畏的膽識，批判了刻意統一中國人的思想和愚弄中國人的精神的「軍代表」和道德教師。

　　韋君宜《編輯的懺悔》（《思痛錄》第十四章）

　　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是《金光大道》等文革偽文學的組織炮製者、經手出版者，她晚年在病榻上完成的《思痛錄》，作為共和國出版史的真相揭秘，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足資今人和後人引以為戒。在《編輯的懺悔》中，韋君宜承認，作為編輯，她長期從事的工作，就是在編造和出版謊言。

　　北島《朗誦記》（「新語絲」網站）

　　北島首先是一個比世人覺醒得更早的傑出詩人，小說《波動》也充分表現出他的全面藝術才能。而《朗誦記》記述他浪跡異國的游吟生涯，則表現出他決不狂熱的可貴自嘲。民族詩人與異國文化的異質和衝突、各國詩人的反叛立場與全球化商業社會之間的互相對抗和緊張，在這篇絕妙的散文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史鐵生《我與地壇》

　　史鐵生有一種在中國作家中極為罕見的高貴氣質，該氣質的形成不宜被條件反射地聯想到生理層次，至少，我被他打動與那把輪椅無關。語言素養很高，有一種特殊的「筆墨博學」，這使他的展開方式永遠顯得從容不迫，駕輕就熟。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他的情感構造，既純粹又老練，既世故又無邪，既銳利又開通。

　　龍應臺《小城思索》（《〈書屋〉佳作精選》）

　　臺灣龍應臺女士，是一個典型的散文家。然而生氣有餘而沉穩不足，文風輕快也常常不自覺地流於輕率，議論風生而時時失控到風潑。雖得一時大名，經得起大浪淘沙的佳作卻鮮。此篇或因篇名有"思索"之故，略添沉著之氣。故聊備一格。

　　劉小楓《記戀冬妮婭》（《重讀大師》）

　　學者劉小楓的散文成就遠遠高於許多職業散文家。劉小楓是新時期極少數勇於擔當而決不譁眾取寵的傑出思想者之一。宗教性的表述導致了淺薄的時代對他的冷落，但也同時使他的文章具有當代罕見的人性深度。新時期以來採取宗教維度的作家非止一人，但僅有他顯示了宗教的溫情。《記戀冬妮婭》表明，宗教源於精神生活的內在需要，而非來自外在的壓力和灌輸。

　　李敖《由一絲不掛說起》（《獨白下的傳統》）

　　飽學之士大多拘謹守禮，膚淺之輩大多騰囂猖狂，李敖博學直追鐘書，狂癲不讓夢露，真言與囈語齊唾，風雅與風潑共舞，若僅以此標準相衡，自視為「五百年第一人」，倒也並不唐突，何況鐘書不屑與他論列，夢露的兩隻「大奶奶」又搖向別處去了。談論李敖的難處在於，他在當代中國缺乏可資比較的參照物，所以命中注定只能自說自話，自彈自唱。他的可敬在此，可悲亦在此。

　　李輝《滄桑看雲》（《收穫》雜誌）

　　當代西方有一種新興的服務性行業，專門陪孤獨老人閒聊。李輝是一個高級陪聊者。他專門尋找那些文化界倖存的寂寞老人閒聊，讓他們吐苦水，發牢騷，通過回憶的魔術把自己裝扮成無辜者和受害者，甚至美化成聖徒或受難者。控訴前朝是中國傳統的又一個文化病灶，李輝的順勢療法幫助老人們治癒了精神創傷，但年輕人卻不得不順勢而下繼續品嚐新的精神創傷。李輝站在老人們的肩上，但老人們的肩膀是軟弱的，因此李輝的立足之處，正是他的陷落之處。

　　朱大可《抹著文化口紅遊蕩文壇》（《十作家批判書》）

　　朱大可是魯迅筆下最典型的"流氓加才子"型作家。如果說王朔的文章一口痞子氣，那麼朱大可的文章就是一身流氓腔。有人正名說，痞子氣的王朔自己並非痞子，這我絕對相信，因為流氓腔的朱大可也並非流氓。因為他們畢竟都是才子，真正的痞子和流氓決非才子。但正如魯迅所說，京派痞子近官，而海派流氓近商。所以王朔打著官腔討伐金庸，朱大可靠著書商討伐余秋雨。

　　朱光潛《「慢慢走，欣賞啊！」》（《朱光潛美學文選》第一卷《談美》）

　　作為美學家，朱光潛不滿足於關在書齋中研究理論，他花了很多精力把審美眼光推廣到大眾之中。他的《談美》和《談美書簡》，對於把中國人從泛政治化的畸型視界中解放出來嘉惠實多，而尤以《談美》末章中的此篇具有代表性，以至於阿爾卑斯山谷中的這句旅遊廣告語「慢慢走，欣賞啊」，成了喚醒中國人古老藝術心靈的一時名言。

　　朱健《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逍遙讀〈紅樓〉》）

　　朱健先生含三湘靈氣，得楚騷風雲，搦管為文，自是惚兮恍兮，恣肆汪洋，才子麗色，不遜佳人。雖然，恣肆者難免自持不足，汪洋時偶或漫過堤岸，視如缺陷固可，視如特長亦無不可，前人不云「缺點是優點的延長線」？所謂《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其實只照亮了作者一人，照暗了被評者一人，而明暗之間，倏忽萬變，正可引來芸芸看客駐足齊觀。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書齋裡的革命》）

　　歷史學家朱學勤而能在散文界立足，除了顯而易見的文學天賦，還與他注重學術活動的「地氣」有關。這篇《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分明暗含了極具思想價值的學術發現，但還原文章本身，卻與作者念茲在茲、無日或已的人文關懷有關，它是屬於田野鄉村的，是可以用豐沃肥美形容的。它表明，沉鬱痴迷的情感不僅不會妨礙思考，反而會使思考得到附麗，並由此走向獨特、強健和成熟。

　　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學語文教材》）

　　二十世紀中國散文史上最大的一張六合彩，朱自清先生賴此文贏得的聲名，相當於花五元錢中了五百萬。結構呆板，情感曖昧，聯想不出香草美人，比喻無不家常庸劣。作者年未屆而立，滿紙卻一片遲暮之氣，而朽腐之綺念又紛至沓出：乍別妻兒，方沿荷塘，滿心滿眼卻儘是「亭亭的舞女的裙」、「剛出浴的美人」，青霧成「牛乳」，葉子見「風致」，楊柳含「風姿」，「於是妖童嬡女，盪舟心許」，惡俗之氣，瀰漫荷塘。

　　老舍《我的母親》（《老舍散文精編》）

　　寫小說的老舍和寫散文的老舍完全不在一個檔次，前者可以做後者的教師，後者甚至不配做前者的學生。差距就那麼大。這和創作態度有關，也和個人的才華構造有關。這篇《我的母親》，因敘述對象過於特殊，由不得作者草草對付，遂稍可讀，稍可感。末句云：「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

　　江小燕《致余開偉先生》（《〈書屋〉佳作精選》）

　　平常之心，平常道來，純樸善良卻充滿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正氣，以及對一切權勢、名利和出風頭的不屑一顧。

　　陳村《意淫的哀傷》（《〈書屋〉佳作精選》）

　　知青作家陳村在小說能源枯竭之後，成為嬉皮的小品文高產作家，醋髀偃肓魎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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