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漫長的惡夢

作者:陳培萬 自述 嚴家偉 編寫 發表:2006-08-07 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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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作夢的經歷,人人都會有夢醒的感受。如果是好夢醒來,你也許會感到遺憾、惆悵;如果是惡夢醒來你大概會暗自慶幸。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在上個世紀1957年以後的二十三年裡,我做了一個難醒的長長的惡夢,直到夢醒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心有餘悸、驚魂難定,不堪回首。

不達「指標」,我成了「補課」中的右派

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交通運輸、金融財政,都可以下達「指標」,努力爭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也下達「指標」。要在你這個單位或系統中,揪出佔總人數百分之五的人為「右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就是「今古奇觀」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歸怪事,事情還非得照辦不可,還美其名曰「補課」。

我當時正在宜賓市東街某診所擔任醫生,而我們宜賓市衛生系統中百分之五的「任務」就沒有「完成」,怎麼辦?好辦得很,借用電影《抓壯丁》中王保長的一句話,就是「給老子抓啊」!於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是「犧牲」別人不是「犧牲」自己),要「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宜賓衛生系統的領導們,便把我們這些人集中在宜賓市現在人民路的一所房子裡,開會學習,動員我們「幫助黨整風」向黨提意見。

由於此時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麼「章羅聯盟」、「黨天下謬論」早已在報上大批特批,「偉大」的「陽謀」已經大白於天下了,所以會上冷冷清清沒人敢說話,即使領導們指使幾個積極份子帶頭髮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佳。然而在絕對的權勢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禍,最終我還是在劫難逃,浩劫更難逃,我(陳培萬)和胡繼民、程志遠、顧雲鵬、衛竹仁等人一齊「抓」了出來,他們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務,我們卻墜入了萬丈深淵!

惡夢開始:第一站珙興農場

我們幾個人當時的「罪名」大得有點嚇人,是「章羅聯盟」的「吹鼓手」,遺憾的是章伯鈞、羅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我也未見過他們一面,他們哪裡知道遠在四川的宜賓會有我們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強將」呢?

然而,高壓之下,不服也不行,一些人連忙寫了「認罪書」企求「寬大處理」,我則是「態度惡劣」「拒不認罪」當然後果就更加嚴重,被劃為「極右份子」發配勞動教養。

「勞動教養」這是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中國,而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先進經驗」,怎麼個「先進」法呢?第一他說勞教只是一種行政處分,就像警告、記過、開除一樣,是某行政部門給你的一種處分,問題是這個「某」行政部門、權力大過天,他一句話、一張紙,就可以剝奪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實際上的囚犯;第二,由於他這種耍把戲變戲法一樣的「行政處分」,於是繞開了司法程序,不經任何檢察起訴、審判(當然更無辯護)一步到位就把你送進了沒有監獄名稱的監獄——勞教隊。

就這樣,1958年4月,我被送到了一個叫珙興農場的勞教隊。此處地處高山距底洞鎮40華里,從山腳到山頂還有十八華里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實的窮山惡水。

珙興農場從建立到撤走,犯人們在這荒山上共開懇了大約四百畝土地。由於惡劣的自然氣候以及貧瘠的土地條件,每年只能種植一季農作物,玉米、紅苕、洋芋,產量也很低,連自給自足的囚糧都辦不夠。成為地區公安處的一個「包袱」。而勞教人員除少數農村裡的「反社會主義分子」無供應外,大多數來自機關、居民,隨戶口辦理了糧食供應證,可以從糧站去購買。所以「囚糧」就不成問題了。

這個珙興農場,雖然搞了幾年,由於山高、路難行,所有監舍、以及幹部們的辦公室、宿舍都是就地取材,用樹木、竹子及茅草修建的。確是無片磚片瓦。

120多名男女老少勞教分子到來後,為防意外,50多個女勞教分二個大組,住在與幹部辦公宿舍,相連的工棚裡。由一個班的公安戰士相隔其間,通過一塊大地壩(平時作為集合或開大會使用)下面兩排竹木結構的工棚,住著70多個男勞教分子。

勞教分子上山後,雖在平壩地區春播季節已過,但山上還是寒意未盡。幹部們監督著「分子」。從早到黑開始「集肥」勞動,準備春播到來。直到農曆的五月,才開始種玉米、種洋芋。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幾個月的勞動成果是:玉米大如雞蛋,洋芋則似蠶豆。10月後開始綿綿細雨,接著雪花飄飄。當然,政府不會白養著120多個「分子」白吃。於是上面又決定將120多個勞教分子調到高縣雙河鎮的石灰廠去「改造」。由於那時水泥還是稀有東西,民用或建築都是用石灰,所以石灰的生產和銷售都不困難。

第二站:中川鐵廠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難當之時,一天午後,地區公安處那輛「戛斯」車,搖搖晃晃的從雙河鎮那條小公路上開到了石灰廠的大壩裡,從車上下來兩個便衣幹部,還有4個全副武裝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勞改、勞教單位慣例,與其條件反射,要麼是逮捕人,要麼是調動人。晚飯後,全部勞教人員集合在大壩裡,先由肖質良幹事講話,並同時指導另一位便衣幹部介紹後,這是樂山中川鐵廠的趙(艮山)幹事,按監獄中的規定,犯人稱幹部為「隊長」,勞教人員稱幹部為「幹事」。下面就由趙幹事給大家作「報告」。這位趙幹事,30多歲,胖胖的,一口樂山話。他說,樂山中川鐵廠,是一座現代化的大工廠,屬於勞教單位,是你們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後,你解除了勞教,就可以成為一名鋼鐵工人……。哪些人去中川,經所領導研究後並報公安處領導批准,下面,由肖幹事宣布名單。總共30人,都是身強力壯的。我亦在其中。凡點到名的,都為未來將成為鋼鐵工人而興奮,那沒有點名的則處於沮喪。悲哀的情緒。為防意外,所以進出路口,由武裝戰士站崗把守。

第二天早飯後,肖、趙兩位幹事,手裡拿著花名冊,凡點到名的,代好自己簡單行李上車依次坐好,中間一排,車廂兩邊各一排,每排10人,幹事坐進駕駛室,車廂四角,各站一名橫挎衝鋒槍的武裝公安戰士。於是「戛斯」車又搖搖晃晃的上路了。是日一點鐘後,才在榮縣境內公路邊的山鎮上停下車吃午飯。「勞教」們吃飯時,肖、趙幹事,在食堂外把守著,而且食堂裡的服務員,在端飯、端菜,眼神中也流露出詫異的目光。公安兵吃完了飯,又負責看守工作,肖、趙二人才進去吃飯。歷時兩小時,大家又上車,按原有秩序坐好,汽車又開始搖晃著上路。經井研、樂山、汽車才在沙灣鎮大橋頭停下來,「分子」們下車後,等候在那裡的各車間(中隊)幹部,從肖、趙二人手中接過名單和牛皮紙口袋(檔案)點名後將人帶走。我是醫生,由醫院來的胡幹事(後來才知道此人叫胡少彬,是醫院的幹部)將我帶到公路邊的一座平房裡,這就是中川醫院的住院部,並指著一位20多歲年青人說,這是「你們醫生組的召集人」,所謂「召集人」,其實是同類「分子」的稱謂,你們住宿、工作,由他給你安排。於是那個「召集人」叫我帶上行李隨他到一間農民遺棄的草房裡,指著一排大鋪的裡面,叫我放下行李住在那個角落裡。隨後到伙房去吃晚飯。

第二天早飯後,那個胡幹事對我說,今後你就跟「召集人」一起到病房勞動。在部隊時,我已經熟悉這類工作,但初來乍到,又是另一種環境,只得聽從政府安排。跟隨「召集人」每天查房,作一個查房日誌之類的記錄,對病人如何處置,由「召集人」處理。

所謂的病房,實則不如乞丐們的住所,在沿坎一張方掉,是供醫護人員的辦公用。病房裡是通鋪,病人像沙丁魚一樣一個緊挨一個。這些病人,都是勞改、勞教人員,也不分科室隔離。如果說這些病人是住院治療疾病,到不如說是暫時停止繁重勞動時的休息場所。

這個中川鐵廠職工醫院,除院長、書記、管教以及那胡幹事是屬幹部,其它的醫生都是勞教人員,他們有重慶醫專、貴陽醫學院等在校學生,而被劃為右派送勞教的。

這座樂山中川鐵廠,離沙灣鎮大約2公里,是那瘋狂年代的產物。追憶它歷史,實在令人噴飯。在鋼鐵大躍進的年代,為了超英趕美,鋼鐵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馬,真是神州大地無處不冒煙。沙灣橋頭的中川紙廠是一座勞改工廠。各行各業都要大辦鋼鐵,勞改單位也不例外。於是發昏發燒的管教們,在紙廠(監獄)裡用沙石砌起了土高爐,從三峨山採來品位很低的硫鐵礦,從沫江煤礦運來焦炭,利用廠裡的設備電動鼓風機,開始了大辦鋼鐵,但是兩天後那種「鐵水奔流,鋼花四濺」的動人景觀總不出現。人們常說,勞改隊裡出人材,於是有犯人建議,將那些廢舊的鐵鋼廢料,投入爐中,奇蹟終於出現了,那鐵水池中滿滿的一池鐵水,於是做雙「喜」沙盤,產出鐵水,公然取得了24公斤鐵的優越成績,一輛汽車上掛滿彩旗、鑼鼓喧天,熱熱鬧鬧送到樂山鋼辦,地區公安處報喜。受到上面的嘉獎。從而政法系統為了成為樂山的先進,利用三峨山上的鐵礦,沫江煤礦的集炭,羅一溪的鹼石(石灰石)原燃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統、人力資源(勞教、勞改)更是不缺,所以決定建立中川鐵廠。

中國人的事情,外國人始終是搞不清楚的。中川鐵廠廠部在公路邊的一座工字形磚木結構小青瓦的平房。大門口掛著一坎白底黑字的「樂山地方國營中川鋼鐵廠」大木吊牌。工字東邊那一排便是廠部辦公室,沿正中走道兩側,便是財務科、生產科、技安科、政工科、人事科等等科室,辦公室西邊那一排的大門口卻釘著一塊「管理教育科」牌子,辦公室內又有兩塊白底黑字的吊牌,一塊是「四川省勞動改造一支隊三大隊部。另一塊是:四川省勞動教養三支隊一大隊部。這就是一個工廠三塊吊牌的由來。

那時的中國言必稱「階級」所謂「階級鬥爭要天天講」叫得震天響,什麼事都來個「親不親,階級分」,但是這階級分最後竟然「分」到了拉屎拉尿來了。中川鐵廠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個「活標本」。

在中川鐵廠裡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廁所也要分清「敵我」二邊分。人分五等是指幹部、工人、就業員、勞教勞改。幹部是這裡的最高統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權,其次是工人,他們是大躍進中鐵廠招來的農民,雖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階級,但是這種單位一無權二無勢,只能幹活領工資。第三等人是「就業員」,是勞教期滿後,當局不放心,這些人回到社會上去會「興風作浪」,於是來個「強迫留隊」,美其名曰「就業」,這個「就業」並非失業後找到了工作那種可喜之事,而是被強迫扣留在勞教場所,繼續強迫「改造思想」,強迫勞動,也就是換湯不換藥的無限期的進行「勞教」,第四種人就是我們這些右派勞教,第五種是在押犯人,萬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飯也得「食具三色」:幹部工人一個食堂,伙食在當時是最好的,經常有暈有肉菜蔬新鮮。就業員、勞教分子、一個食堂,就差多了,數量少、質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憐了,連肚子也休想填飽,大概由於「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區別,幹部工人一個廁所,就業員、勞教、犯人一個廁所,廁所也得劃清界限,分清「敵我」,無論「內急」到何種程度「敵人」絕不敢進「我」方廁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敵」廁,以免喪失立場,喪失尊嚴的身份。

惡夢走向高潮,死神光臨中川

進入一九五九年,隨著衛星滿天飛,凱歌震雲霄的「高歌猛進」,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餓殍遍地,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卻出現了餓飯現象,上面發出號召:「低標準、瓜菜代,勤緊褲帶還外債」。幹部們說:是那個「老大哥」背信棄義,硬卡我們的脖子。所以只好不吃或少吃糧食。人們的糧食標準一降再降。那些重體力勞動者,從原來的48市斤降到38斤。我們從事腦力勞動的醫務人員,從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還要扣除半斤糧食來儲備作為月大的調劑糧,所以每天只有6兩。然而,13000多勞教犯人的繁重勞動卻有增無減,有的長達12小時以上。飢餓、營養不良、體力的加倍消耗,水腫病開始大量上升。加之醫院中藥品匱乏,連普通的維生素及葡萄糖之類的藥品也在嚴格控制之下。當病人處於極度心力衰竭必須使用時,醫生的處方還需院長簽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處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醫院的院長,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認得年月日的12345外,只認得他那個「向」字。因為資格老(1942年當八路)他說怎麼辦就是真理,他想罵誰,你就只能低著頭等他罵,稍有辨白將會接受他的耳光拳頭。他的口頭禪是,對你們(勞教、犯人)就要用對付日本鬼子那樣的辦法。

由於嚴重的營養不良,病員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無法容納了。於是又利用一些廢棄的工棚增設了二病區、三病區。這些病區都是用木料綁成的通鋪,不管什麼病員,反正「見縫插針」的安置。由於無藥品治療,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由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時當一個死人才抬出去丟在地上,第二個死人馬上又得抬出去丟。對於一天死上三、五個人的現象無論是幹部還是醫務人員都已經司空見慣至麻木不驚。我的歷史記錄,一天死亡22人是在戰爭環境中死亡人數的幾倍。在三年中中川鐵廠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時至今日,官方也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據我個人概算,決不少於1500—2000無辜者死於非命。

人死了,總是要掩埋的。醫院裡有一個雜工組,都是身強力壯的勞教人員。雜工組的工作任務是為全醫院幹工伙食團,及勞教、病員伙食團的糧食、蔬菜、燃料等運輸工作。後來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雜工組組長。由組長持醫院辦公室開的證明,到基建中隊的木工房去用邊角余料釘一付匣子再裝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雜工組埋人也很動腦筋的,先在一個土埂上挖一個坑,將木匣子放下後,臨近挖土來掩埋,取土的第二個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類推,卻似農村中栽紅苕時那種苕埂。由於土薄,偶遇大雨沖刷泥土沖走,木匣顯露,那些無辜的死屍成為一群餓狗的美味佳餚。所以當時出現了一種反常現象。人由飢餓而得了水腫病,有的則骨瘦如柴,可是有幾隻野狗卻長得肥胖胖的,因為它們時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聽用墳」

死人越來越多,到後來連作個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沒有了,只好將死者用被單一包就丟進坑裡用土掩上了事。

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後期,神州大地已已是哀鴻遍野,關在中川鐵廠的勞教分子,更是有腳無路,自然就只有當「等死隊」隊員的份了。

此時,醫院各病區已人滿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過道上。設備簡陋,藥品匱乏,如果說病區是挽救生命的場所,到不如說是那些無辜者等待結束生命的「停屍房」。死亡人數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幾個雜工組來掩埋死人已經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體的死人,拋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給人們精神上造成恐慌、影響極壞。於是醫院書記楊一萍,召集醫護人員開會,要求各病區的死人,由各病區醫護人員掩埋,如不即時處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要追究責任,同時規定:凡埋一個死人,獎歷飯票一斤。在那個「天堂」歲月年代,一斤飯票的誘惑力勝過百萬黃金。

病區的醫護人員,相對而言,比較年輕,雖然糧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勞動量小,熱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說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開始時,兩個人抬一個死人,每人可得飯票半斤。但一個人又不能弄走一個死人。後來,大家為了那貴如黃金的一斤飯票,想出一個辦法;一次挑兩人死人。即用一根繩子將死人的手腳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從中間穿過,那些死人本來已經骨瘦如柴,兩個死人加在一起也不過100多斤,我們這些醫護人員完全可以承擔,而且,並非天天有此繁重體力勞動,何況還有那兩斤糧食的熱能補足。從此,各病區的院壩中,再也見不到堆積的死人了。

一個醫護人員一次挑兩個死人,隨之而來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發現一個山洞,有兩米寬的口徑,有多麼深,誰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邊,繩子解脫(因下次還要用的原因)用腳一蹬,那死屍就掉到洞裡去了。這樣的作為,實屬慘無人道。然而,造成如此慘絕人寰的非人道行為,並非是個人的道德行為,而是惡劣的社會環境把草菅人命成為合法的制度準則。何況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這些牛鬼蛇神如當年的猶太人,如何處理都是自然合理的。

中川鐵廠所在的沙灣鎮,背依荒涼的三峨山,面對洶湧的大渡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國內頗有一點「名氣」。沙灣鎮聞名國內,並不因為她是郭沫若老先生的故鄉,而是從全國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兒千里迢迢到沙灣鎮的中川鐵廠來祭奠親人的亡靈而成就了她的「美名。

這些家屬來到中川鐵廠後,交上《死亡通知》和由當地有關部門開具的證明(介紹信)廠部派人帶到管教科辦公室。管教科在核對了證明後並查找死者的檔案,一切核對無誤,才又派人將家屬帶到醫院辦公室。管教幹部根據《死亡通知》上經治醫生的簽名,立即叫該醫生帶上死者的住院「病歷」(都是通過修改偽造的)向家屬介紹,諸如:入院時間、檢查診斷以及治療情況,總之要體現出政府的人道主義、幹部的關心,醫生的努力,終因治療無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歷」材料不要說一般外行,就是專業人士也很難從中找出什麼破綻的。家屬們都要求到自己的親人墳前去祭奠一下,那時候香蠟紙錢是絕對買不到的,但到親人的墳前去流幾點眼淚,以寄託哀思之情,也是人類親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眾多的死人拋屍荒山野地,那有墳墓可指呢?政府官員們早就想到了這點眾多親屬的願望。還在一九六O年前,在一病區後山一壩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墳(死者是誰,不知道),墳周用亂石堆砌,墳上長滿了青草,和一般大戶人家的墳頭一樣壯觀。每當有親屬要看時,就帶到這座墳前,用一塊木板臨時寫上XXX之墓,家屬信以為真,以為墳內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於是兒哭爹,妻哭夫,一個個哭得死去活來,以後不管哪個家屬,一律照此辦理,萬無一失。至於這座墳內的死者究竟是誰,只有天知道,不過他卻有「幸」成了眾人的「兒子」,眾人的「爹」,眾人的「丈夫」,眾人的「親屬」,而且他還向眾勞教右派的家屬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義,說明自己雖然成為「右派」,成了人民的「敵人」,雖然「死有餘辜」,但死後人民政府還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蕩,說不盡,只有來世再報答!

我每每見此情景,便不禁想起少年時,偶爾也玩一種遊戲叫麻將。麻將牌中有一張牌叫「聽用」,誰拿到了這張牌,最容易「和牌」,因為這張「聽用」牌,可以當任何一張牌使用,你需要「二萬」它就是「二萬」,你需要「紅中」它就可以作「紅中」,可以隨心所欲,隨便使用,我想那些中川鐵廠的幹部,也許就是從這麻將的「聽用」牌中得到了啟示。於是「發明」了這座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聽用」墳既可代表張三接待親屬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極了,可惜當時我還不知道什麼吉尼斯世界記錄,否則一定要去註冊申請,一不小心說不定還會抱個金獎、銀獎回來,好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爭光!

怎一個「悲」字了得?

最令人終生難忘的一幕人間悲劇,發生在一九六一年深秋時。三峨山上,深山枯草在秋風中抖瑟,幾株枯樹上,偶而停著一兩隻昏鴉,發出淒涼的哀鳴,更增添在苦難歲月中熬煎著的囚徒悲涼心情。一天中午,醫院領導叫我將死者宋方林的病歷材料帶來,因他的妻子前來詢問。我帶著病歷材料來到辦公室,見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身邊偎依一個7、8歲的女孩,一個大致有4歲的男孩,此情此景不須問,就知道是母子關係。我只能按照以前幾百次的「操作規程」按病歷上記載,向母子三人宣讀其親人的「死亡判詞」。那婦女在聽著我振振有詞的宣讀後,已泣不成聲。兩個孩子看到媽媽在哭泣,那幼小的眼裡也充滿了淚水。那女人提出要去看一看丈夫的墳墓,要求是合理的,醫院領導們的辦法依舊,叫我將母子三人帶到那座「萬人親墳」去祭奠。那女人來到墳前從一個補著補丁的布口袋裡取出兩條冷紅苕,放在墳前稱是千里悼夫的「祭品」。母子三人跪在地上發出陣陣撕心裂肺的哭嚎。漸漸地那女人大聲的哀嚎變成微弱的抽泣,我因怕那女人過份悲傷而出現休克,我只得用一些當時很流行的政治謊言來安慰她,諸如他被劃為右派,是因思想沒有很好的改造……病了後,政府是如何的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精神進行醫治……死後又是如何的厚葬……,無論我怎樣以堂皇的政治術語來勸慰,她就是爬在墳前不起來。

有人說過,中國人的精神承受力是相當驚人的,居世界首位。中國人從降生到懂事開始,首先要學的就是「壓抑」從而便獲得了「壓抑功能」,更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錘打和社會的幫助,建立了「壓抑免疫系統」,在任何社會悲劇面前,都不會讓中國人精神崩潰,因此中國人患精神病比率少於其他西方國家,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在這母女三人的悲痛中,任何冷血動物、鐵石心腸也不得不流出同情的淚水。大概是「物傷其類」的效果反應吧,此時此景,在腦海裡浮現出一種幻覺,不知何年何月,我的妻兒也會在此上演一幕同樣的悲劇吧。因久勸無效,怕出現意外,我只得坦誠相告,我也是右派,也是勞教人員,只是改造的分工和環境不同,而得苟喘的機會罷了。那女人聽到後,感到是丈夫的「同類」,心靈上略有一絲寬慰,那一雙充滿淚水眼睛凝視著我,是信?還是不信?不過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誰也不會去冒充「敵人」的。待她完全停止了啼哭,才將母子三人帶到第一病區的病房(醫院的臨時招待所)住下來,並從病房中選了兩床比較清潔的被蓋來,叫他們住下。然而吃飯卻成了難題,因為到廚房去吃飯,必須交納糧票和錢。母女三人來自農村,何來糧票呢?看他人、想自己,我只好主動將挑死人得到的「獎賞」拿出一斤,又向其他醫護人員動員,因為我是病區的主治醫生,病區裡除那個一門不懂的護士長(女幹部,其實是幹部家屬)外,我還是有一點權威性,所以當我說明情況.後,那些因挑死人而得到「獎勵」的人,也自願拿出二兩、三兩,總共湊成三斤糧(飯)票,才到廚房裡取來三個「罐罐飯」(每罐三兩)炊事員也發了一次善心,將那有鹽無味的牛皮菜又多添了一瓢碗,這在那飢荒歲月裡是何等的難得啊。當我把飯菜端到母女三人面前時,那女人從自己一份又分出一點到兒子的罐罐裡,那小女兒見到媽媽分飯給弟弟,她也從自己的一份中分一點給弟弟,母子情、姐弟情,真令人心酸。

女人的天性從來都是以付出為主,只要她成為感情的俘虜,她可絲毫不猶豫地不想任何後果而勇往直前的付出,置入狂熱的付出漩渦中去。

後來她才慢慢的訴說著往事:她姓葉,她與丈夫老宋是51年從南充師範學校畢業後同時分配到X縣中教書,她教數學,老宋教語文,由於是同學又是同事,於52年春喜結良緣。先後有了一女兒、一個兒子。老宋性格外向,又是教語文,常常咬文嚼字,最大長處還能寫一手毛筆字。在教師中也擅長交往。但他忘記了古人的教訓: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一九五五年春,開學時新調來位校長,是從部隊轉業安置的,40多歲,文化不高,根本不懂得教書為何物,不過是校長、黨總支書記,位居學校的最高領導人。這位校長最大的嗜好就是常常召集教師開會。而每次開會都是由他講演為主題。在講話常常鬧出一些令教師們啼笑皆非的笑話。比如:他常把「誇」與「虧」分不清楚,所以把「誇大其詞「說成「虧大其詞」,把「一丘之貉」念成「一丘之貓」,經常炫耀的是「打日本」、「打老蔣」,有時老師們在私下議論時,不懂處事原則的老宋,總要幽默一下,說什麼有話則「誇」,無語則「虧」,「貉」與「貓」都是同科同類,正如「猴」與「猿」一樣,有什麼奇怪。此時,那些謀求政治進步的,將老宋的話吹到領導的耳朵裡。那時轉業幹部,到地方後,工作安置不成問題,最最要緊的大事是解決「性飢渴」。所以到處託人介紹對象。校長已過「不惑」之年,自然更是一件急事。後來,有人給他介紹了一位二十四歲的姑娘。此姑娘一聽說是位「老幹部」、「老黨員」又是「校長」自然滿口應允。為什麼自己才二十多歲對那老頭子感興趣,因為此女子雖年輕,讀過初中,但卻有無法克服的「外傷」和「內傷」,「外傷」是因「天花」而在臉上留下了不可消除的「烙印」(麻子),「內傷」是出身地主家庭。校長年紀大點,可以「背靠大樹好乘涼」。校長則認為,該女子雖然有「麻子」,但年輕、有文化,於已有利,出身成份不好,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於雙方各有自己的打算,一九五六年「五一」二人結合了。校長通過老戰友的幫忙很快將麻女士借調到學校來任代課老師了。麻女士來校後,安排教初一的語文,與老宋同在一間辦公室備課。麻女士生性好強,自成為校長夫人後,雖是代課老師,但轉正只是時間問題,所以對其他教師總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態勢,大家心裏雖不滿意,總是敢怒而不敢言。一次麻女士不知從那裡搞來一把杭綢面的折扇,那年月這種綢扇還算是稀罕之物。麻女士總喜歡拿給其他教師觀賞。那綢扇一面畫的是一朵鮮艷的牡丹花,兩片綠葉的襯托下更是鮮艷奪目,而那一面都是素色,麻女士感到美中不足。她知道老宋的毛筆字還可以,要老宋給他寫幾個字。在麻女士的再三要求下,老宋接過綢扇,揮毫潑墨寫下順口溜:姑娘一篇好文章,字字珠璣不成行,游龍觀覓當年穴,蜜蜂誤認是故鄉。老宋那龍飛鳳舞的行草書,就是內行看到,也拍手叫好。麻女士自然很炫耀,到處給別人觀賞。後來不知是那位先生給他點出,老宋的順口溜是諷喻她的「麻子」,麻女士聽後,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怒不可遏,在床上對校長老公又哭又鬧。校長的舊恨未消,又添新仇,所以在反右時,老宋「攻擊黨領導」的罪責難逃(那時的邏輯是:領導就是黨,黨就是領導,所以給領導提意見就是攻擊黨),劃為「右派」送勞動教養。老宋送勞教後,葉老師也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被校領導「光榮」批准「上山下鄉」去當「戰天鬥地」的新式農民。按當時的政策規定,下放幹部第一年按月領工資,第二年則自食其力了。一位斯文的知識婦女,帶著兩個娃娃,其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生產隊長先認為她是老師,安排她當隊上的記分員。後來公社告訴隊長,這個女人是「反屬」,是屬於「暗管分子」不能擔任什麼職務,只能勞動改造思想,同時要嚴加管理。所以葉女士不知流了多少淚,看在一雙兒女上,只能咬緊牙關艱苦度日,企盼著老宋早日解除勞教回來,相濡以沫,撫養兒女成人。當她接到由當地派出所交給她那張《死亡通知》時,立即昏倒在地,幸得好心鄰居相救才倖免於死。因為她是屬於「暗管分子」要外出必須得到公社領導同意。不知多少次去找公社領導,都是以「生產」大忙季節為藉口予以拒絕,所以直到秋收後才同意她到樂山沙灣來祭奠親人。公社開了介紹信,但路費又是難關。三娘母將從生產隊口糧裡,每天只能吃一半,留一半,作為路上吃。沒有糧票,只能做好玉米粑,煮紅苕帶在路上充飢……
第二天,三糧母才到沙灣車站買了車票到樂山,返回農村。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不但是五十五萬右派份子的災難,同時,幾百萬「右派」妻兒親人也成為了歷史浩劫的殉葬品。秦始皇在九泉有知,也會自嘆不如,羞愧難當!

墓前吟「反詩」,走向勞改隊

護理員劉克猶之死,是我無期勞教走上有期犯人的導火線。

劉克猶,仁壽人,18歲,初中學生,富農成份。食堂化時,每頓無糧,以菜充飢,一次飯後,大叫肚子餓得慌。被大隊書記聽到後立即通知公安部門拘押到縣看守所交待反省。預審員叫承認是攻擊人民食堂,對糧食統購的不滿,並說只要他承認了錯誤,就放他回家。一個15歲的農村娃兒,自然相信公安的話,於是按照公安要求在那份《審訊記錄》上捺了手印。自此,他天天盼著放他回家去。59年11月,他得到仁壽縣人民法院給他的一份《判決書》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管制兩年,送勞教教養。到中川鐵廠後,正是醫院病人增多,缺少護理人員(其實只是給那些行動不便的病人送藥、送水、送飯而已),並不需什麼特殊的專業技術。到醫院後,分配在二病區,年青娃娃從不多言多語,工作中也很認真踏實,從未出過差錯。總之對大家印象都很好。所以在半年「大評」年終「總評」都得領導的表揚。六一年還出席廠部召開的勞教人員、勞改犯人積極份子代表大會。這在監獄中獲此殊榮,是難得的機會。六一年八月,他管制期滿後,認為可以回家了。醫院的管教幹事告訴他,管制期滿,並不是解除勞教,要求他還要努力改造爭取。他兩年的希望,一下變成失望。所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間絕對正確),服用過量的安眠藥,經搶救無效死亡。

一九六二年元旦,我們將劉克猶的遺體運到山上,因為大家畢竟在一起工作,所以就沒有把他往「萬人坑」裡扔,而是簡單埋個墳,也算大家盡一點同事之心意。來埋人之前由於過元旦「改善生活」大家吃了一份病死豬肉,又喝了幾口「老白干」酒,所以特別「高興」。

挖坑、掩埋後,在墳前用一坎約60公分高30公分寬的木板,用毛筆寫上:「劉克猶先生之墓」立於墳前。不知是誰用樹枝在墳前的松土上劃了一對聯:生有何歡?死又何懼。可能是大家少有如此輕鬆,更由於一份死豬肉及老白干產生的酒精作用,所以各抒情懷。梁XX(重慶醫專學生、右派,近視眼,外號梁瞎子)口念:大江東去,湧森波煙雨,浪折千層洗肝膽。用手指著三峨山:孤峰卓立,經風刀霜劍,疊嶂萬仞更多嬌。我接著說,南唐李後主成了階下囚,卻非常達觀,但也很煩惱,他那膾灸人口的絕唱,更是難忘:春花秋月何時了,愁煩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元旦日晚飯後,院部辦公室通知召開全院醫護人員大會,幹部、工人都不准缺席。大會開始,照例由支部書記楊一平主持講話。楊支部「開宗明義」宣布:反改造分子陳培萬,利用劉克猶服毒自殺這種反革命罪行,藉機帶頭鬧事,組織其他人送葬,立木碑,寫輓聯,並朗誦古詩,發泄不滿情緒,經支部研究,廠領導批准,送拘留所反省交待罪惡事實。楊支部話音剛完,4個早已奉命的打手,拿出一根棕繩,立即實施五花大綁,連推帶拖被送到中川拘留所(俗稱「從嚴隊」)。

這個挽留所,卻不像其它縣公安局看守所那樣戒備森嚴,也沒有高牆電網。只是河邊的一幢草房,於大渡河邊的圍牆是用小竹子編的竹籬笆。如果說是拘押罪犯,到不如說成是拘押「君子」的場所。進門有一個崗亭,公安戰士站崗,其視野可以看所內一切情況。每間監舍只是用三米高的土牆間隔,每舍可容納40人以上的通鋪,監舍門,是用幾塊木板訂成三米高木欄。與外面不同的,拘留人員一切行動都要喊「報告」,比如:「報告」解小便。那崗亭中公安戰士只說一個字「去」,當解便完後,又是一聲「報告」回監舍。那站崗的公安戰士,也只說一個字「去」。所以每天拘留所裡都是「報告」「去」聲音此起彼伏。伙食標準是早三(兩)午三(兩)晚二(兩),當然政府不會讓拘留人員白吃飯的。所以規定,除重案待審人員,(刑)傷、病人員以及才從外地抓獲的外逃人員外,其他都要參加勞動。勞動的工作是從礦場搬運礦石到高爐料場。距離只有150米。每天上午,只能搬運三到四趟。特別指出的,凡走在運輸隊伍前面的兩三個人,都是按拘留所的規定。凡在行進中,隊列裡有人「報告」解小便時,前面的人就將擔子放下,由此全部都得放下,等那人解便完了歸隊,又才開始走路。若有人「報告」繩子斷了,大家都得把擔子放下,等那人將繩子結好後,又開始蠕動。所以每天上午,就是如此走走停停的。特別是酷暑炎天,隊伍兩旁全付武裝的公安兵,更是在毒日之下而大汗淋淋,每天不到十一點就收工了。所以有人戲言,拘留所的勞動,等於是作廣播體操一樣的自由運動。當然,監獄中的拘留所,決不是「從寬」隊,決非那麼的輕鬆。每天午後的「學習」就會讓人毛骨悚然,一生難忘。所謂「學習」就是「批鬥會」。每天都由幹部安排「對象」。對於「批鬥對象」,只要幹部喊到名字,馬上就會全身發抖,大汗淋淋。因為「批鬥」決不是只動「口」,而是要經受一次文明酷刑的磨難。文明與酷刑風馬牛不相及。我們有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慘不忍睹的酷刑,也有著傳統文化的內涵。這種酷刑,決不像在電影或電視劇裡看到日本帝國主義對待抗日分子,那樣,皮鞭飛舞,受刑者肉血模糊,皮開肉綻,以及什麼「老虎凳」烙鐵燙胸部等,那是「法西斯」暴行,我們是文明古國。用刑也要以文明來包裝。古人說:侍君者,當盡忠,侍親者,當盡孝。侍群者寡,侍親者眾。所以自古就有「百事孝為先」之說,一本「二十四孝圖」堪稱國粹瑰寶。所以中川拘留所也以「二十四孝圖」為範本。比如「孟忠哭竹」。用一根2-3公分大60公分長的木棍,將下面削尖,釘在地上,頂端破開,受刑者跪在地上用細麻繩將兩手拇指捆在木棍上,再用小木楔子從頂端的破口中敲進去,麻繩緊緊陷入拇指中,所以受刑者汗水、淚水齊出,比那「孟忠」更為傷心。至到受刑者昏倒了才能解開麻繩,潑上冷水,使其慢慢清醒。兩個拇指出現瘀血性水腫,少者七八天,有的長達一個月,才能恢復功能。其二是叫「王祥臥冰」的刑法,將受刑人的雙腿綁在一根長板凳上,將上半身及雙手綁在另一根長板凳上,兩條凳中間相距3-40公分,再用相等的木板,放在兩凳中間,木板上放上一種莖、葉都長滿刺的。民間叫藿麻的野生植物。這時,在受刑者的肚皮上放磚,增加壓力,一塊、二塊、三塊……腹部的重壓,使光赤的背部落下,落在霍麻上,不但刺痛,特別是那刺裡含有一種酰酸毒素,因此更是奇痒,背部很快出現腫塊,一般要3-5日才能消失。用幹部的話說,這叫「傷皮不傷骨」。這些令人難忘的刑法,與那些法西斯的暴刑,的確有異曲同工之效。當然,這些文明酷刑,都是對那些「堅持反動立場」的「反改造分子」使用的。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四日,廠裡召開「公捕」「公判」大會,從宣布「逮捕」「起訴」「判決」只有40分鐘就完成了。直到我服刑兩年後,才收到樂山縣人民法院(62)刑字43號判決書一份。那份所謂的「判決書」中,除了「堅持反動」「幻想變天」「陰謀暴亂」等「莫須有」名詞。最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四年。從勞教無期走上了勞改有期的歲月。

沒有結束的尾聲

從1958年被送勞教時年23歲,到1981年改正平反回家,歷時23年。我的全部青春年華,都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偉大的」的政治運動,還有那據說是也很「偉大」的勞教、勞改營,前人吊蘇武的詩有句云「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對秋波哭逝川」而我則是丁年遭難,皓首而歸。我當然從來沒奢望過什麼「封侯印「,也不想當什麼官,可你們這樣像「開玩笑」似的把我整了二十幾年,卻又以「嗟,來之食」的姿態,給我一紙所謂「改正通知書」。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天下依舊太平,從沒人出來認過一聲錯,道過一聲歉,世間有如此偉大的真理嗎?

所以這是一個沒有結束的荒唐的尾聲,只能留給後人思考,留給歷史裁決。

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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