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價值觀何在？(組圖)

賀衛方教授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中國夢」是一個怎樣的夢，知識份子如何與政府對話，薄熙來案如何收場，「六四」是否應該平反？賀衛方教授就這些問題接受德國之聲專訪。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3月21日，應伯爾基金會邀請，中國知名學者、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出席了在柏林舉辦的 「中國和諧社會夢想」研討會。會後，賀教授接受了德國之聲的專訪。

德國之聲：請問賀教授，您怎樣看待習近平提出的 「中國夢」？

賀衛方：這個夢太過偏重民族復興，太過強調民族的崛起，而且主要依賴經濟發展，經濟指標被過多地強調。這個夢的價值觀念在哪裡？社會發展的目標到底是什麼？這個夢說得不清楚。

人們對於這個夢有太多的解說，很多解說會產生不好的效應。比如鄰國看到民族復興的解說，會感覺到一種威脅。

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是目標是，如何能夠讓每個公民都活得有尊嚴，讓每個人的創造性都得到自由的發揮，讓每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都得到保障，讓政府權力受到應有的限制，讓司法更加獨立公正，讓民眾生活在這樣保障自己權利的國家而感到自豪……如果不去努力推動這些這些東西的話，這是怎樣的一個夢，我不大能夠理解。

在柏林舉辦的 「中國和諧社會夢想」研討會現場

建立平等的對話機制

德國之聲：從中共 「十八大」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十分活躍，聯署《改革共識》，呼籲全國人大批准《人權公約》等等。這些努力不但沒有得到高層直接的回應，而且還遭到廣泛的打壓，您對此有何評價？

賀衛方：在過去很多年間，知識份子一直都在提出訴求。有的是有系統的論證如《零八憲章》，有的是一些有針對性的論證和呼籲。一方面，這是知識份子的使命所在，他們必須要以自己的知識和責任去推動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這些訴求也意味著知識份子政權抱有熱情的期待，希望它能夠自我更新，在制度上朝向合理化目標邁進。政府把這些訴求看作洪水猛獸進行打壓，是特別不明智的是行為。沒有一個行為比打壓和平訴求顯得更加愚蠢。

此外，知識份子和政府之間，應該是有一個平等的對話機制。習近平執政以後，有一次搞法治講座，主講者是最高法院副院長、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和司法部的一位領導，把學者對話變成了下級官員向上級官員匯報工作。這樣會阻絕學界與政府、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對話通道，政府沒有辦法理解民情，只會走向封閉和隔絕。

德國之聲：您在演講中談到社會組織的重要性，民間社會力量對目前的中國起著怎樣的作用？

賀衛方：無論是社會中的各種問題，還是社會本身的凝聚力，很多都應該通過社會組織來解決。讓政府的權力按照法治軌道來運行，多元化的利益訴求可以在立法殿堂中體現出來。現在很難做到最高領導人登高一呼，全體一致響應，這樣也很危險。現代社會需要在國家和單個公民之間，成立各種社會組織--真正的非政府組織（NGO）而不是」剛果（GONGO）」。政府需要做的是為這些社會組織提供法律上的保障，讓它們能夠順利運行，而不是控制和打壓。

德國之聲：知識份子所服務的高校現狀如何？

賀衛方：中國高校的主要問題是，大學所有制太過單一，全部由國家控制，使得大學喪失應有的獨立性，變得高度官僚化和反學術化。無論是北大這樣的知名學府，還是一般的高等教育機構，無一例外地都是黨委書記治校。這使得高校關係混亂，協調成本巨大，矛盾重重。教育部的權力越來越大，不僅像過去那樣通過人事權力控制，現在還控制課題設置、研究基地等資源分配。中國社會應該允許私立大學、教會大學等多元格局的存在。蔡元培時代的北大有那樣的活力，就是因為要與其他所有制大學競爭。

教育是關係到民族未來的巨大命題。錢學森提出了中國為什麼培養不出大師的問題，但是他給出的那些答案都不合理，最關鍵的是高校所有制的改變。

 「說出來以後更加安全」

德國之聲：在薄熙來」唱紅打黑」的鼎盛時期，您發表了《致重慶法律界的公開信》，質疑重慶當局破壞法治，產生了重大影響。現在回頭看，你對重慶事件有什麼思考？

賀衛方：現在回頭看去，一方面，重慶之所以能夠這樣，說明中國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設基礎何等薄弱：一個政治局委員可以顛覆法治，民營企業家的財產可以被隨意剝奪，公民未經公開公正的審判就被投入監獄……另一方面，重慶 「打黑」最終窮途末路，王立軍跑到美國總領館避難，又說明這條路不可能行得通。

說到那封信，全國法律界很多同仁都對重慶模式進行了批評，我當時就是想把心中積壓已久的鬱悶寫出來，進行一個全面的表達。當然是有一些冒險，但是我同時感覺，說出來以後更加安全。據我所知，重慶當局也曾經研究過怎樣對付我，但最終感到很無奈。這也說明，這些年的法治培育，不是一點作用都沒有。

德國之聲：薄熙來案會怎樣了結？

賀衛方：我希望這個案件能夠通過法律的方式而不是政治的方式了結。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一點都不可以樂觀。

平反「六四」不會拖得太久？

中國未來繞不開 「六四」

德國之聲：您多次來德國考察，有什麼主要收穫？

賀衛方：最近兩次都是應伯爾基金會邀請，重要是考察德國怎樣處理自己的歷史問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歷史問題，中國也需要反思過去六十年來，共產主義在中國所帶來的各種運動和災難，但是直到今天我們還面臨反思歷史的巨大困難。作為法律學者，我也從德國的相關實踐中，瞭解到如何通過反思歷史，把自己國家相關制度設計得更合理。

德國之聲：說到反思歷史，在習近平上臺前， 「平反‘六四'」一度成為熱門話題。

賀衛方： 「六四」是改變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它對統治者的合法性產生很大的損害乃至摧毀，卻至今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這是中國走向未來繞不開的問題。在當時歷史時期，社會運動存在組織不足、訴求簡單化等問題，使得運動者很難和政府進行真正的談判。政府也根本沒有建立合理的機制，讓這樣的對話得以實現，去糾正自己的決策錯誤。政府既不知道如何治理腐敗，也不知道如何應對學生的抗議，結果釀成了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在我看來， 「六四」一定要平反，時間不會拖得太長--不光是平反的問題，也要藉機反思歷史。

（有刪節）

来源:德國之聲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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