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女工屡次上访 招来“集体研究决定”被谋杀

发表:2002-10-18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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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河南省舞钢市曾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副厅级干部、当时的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为打击举报人,竟悍然雇凶杀人,酿成被害人一死一伤的惨剧,李长河也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

  今年7月25日,舞钢市又发生了一起雇凶杀人案件,让人吃惊的是,这起凶杀案的策划者,竟是被害人所在单位的领导:厂长、副厂长、会计。杀人的决定,正是在他们“集体研究”后“作出”的。

  职业病

   被害者是刘玉苗,舞钢市永裕印刷厂的职工。导致她遇害的主要原因,是她在工作中落下的职业病。

  1980年,当时21岁的刘玉苗进厂在漆印车间当了工人。4年后,有天上班时,刘玉苗突然昏倒:头晕、呕吐、胸闷、恶心,而且“怪”病两三天犯一次。刘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经反复检查后,职业病防治所终于作了鉴定:慢性轻度溶剂汽油中毒。

  原因出在厂里。一位熟悉内情的女工说:“厂里用的是老式的铅印设备,500平方米的车间,每天要用汽油1.5公升。”这种工作环境自然对人体有害,据了解,包括刘玉苗在内,该厂共有4人先后落下了这一职业病。

  但刘玉苗仍然坚持上班,导致病情逐渐加重,“长期没有例假”,并诱发间歇性的精神失常。结果,从1997年始,因“能写能算、能说会道”、“勤劳肯干”等长处早已被提拔成生产副厂长的刘玉苗,被迫开始住院治疗。

  同年,与另外一位有类似情况的女工一起,刘玉苗与厂方解除了劳动关系,获得了2.5万元的一次性补偿。

  如果刘玉苗就安于这次补偿,也许她还不会遇害。但她是个性格刚烈的人,“连跟男人打架都不想吃亏”,这个“说话声音非常大、语速很快,还带着有点夸张的动作,穿着光鲜”的女工,在2000年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厂方骗了。

  根据国家《职业病防治条例》:身患职业病而不能工作的正式职工,企业不能一次性给予补偿后推出门外,更不能解除劳动关系。

  知道自己被解除劳动关系属于非法后,刘玉苗开始上访,和她情况相同的姐妹有好几个,但最后敢于站出来维护自己权益的,只有刘玉苗一人。

  上访

   “她一个星期来几次。”舞钢市经贸委的一位官员说。对这事感到头疼的,还有印刷厂前后两任厂长刘庆国和刘建超。

  1990年代中期接任厂长的刘庆国,和“直来直去”的刘建超相比,是个“笑眯眯、轻言细语”的人。

  已经不能工作的刘玉苗,无疑是印刷厂的一个包袱。在试图解决这个“麻烦”时,刘庆国和刘建超使用了两种不同方式。

每次去厂里报销医药费,刘玉苗常遭到白眼,经常是刘庆国踱过来解围,“玉苗,厂里没什么钱,这样吧,我这有百儿八十块钱,先拿去。”

  1997年,刘庆国等6人将这个市属的国有舞钢印刷厂购买下来,改制为永裕印刷厂。赶在改制前,刘庆国拿到了白纸黑字的协议,解除了厂里与刘玉苗等2人的劳动关系,而按照与市里的转让协议:他将接收全部在册职工并安排工作,负责他们的养老统筹、医疗费、福利等。

  上访同时,刘玉苗还揭露了厂里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长期没交养老保险金;厂里本该赢利,亏损是不是因为贪污?

  不止一次,刘庆国对主管的领导抱怨:“已经签过协议了,她这是在‘讹’我们!”

  不断地告状让刘庆国很困扰,刘玉苗当过厂领导,对经营情况了如指掌,尤其是精神病发作时,思维更加清晰、亢奋,“她发病时有几个特点”,一位同厂女工说,“只讲普通话,记忆力特别好。”

  刘庆国想了很多办法与她和解,找熟人、谈判、再赔一部分钱……

  但就是不答应刘玉苗恢复劳动关系的要求。

  刘玉苗不依,“这是我的合法权益,我要讨个说法。”

  冲突

   2002年,刘庆国突然出让了股份,刘建超,刘玉苗的堂兄,出任印刷厂厂长。

  刘庆国改任副厂长。堂兄刘建超一上任就找刘玉苗谈话,让她看在一家人的面子上,不要再告了,等适当时机,厂里再给她一些补偿。但刘玉苗不答应,她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要恢复和厂方的劳资关系,并且补发多年的工资和医疗费,并办理病退手续。

  这个要求被刘建超拒绝,“你要是不听话,就胡闹吧,到最后看谁来管你。”

  刘玉苗反击说:“你要管我,就给我把事办了,你要不管,我就到上面反映问题去。”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

  此后两人爆发了一次暴力冲突:刘玉苗拿着药费条子找刘建超签字,刘建超不签,“你都不是厂里的人了。”刘玉苗与之争执起来,刘建超让刘玉苗出去,刘玉苗不听,脾气暴躁的刘建超重重地打了刘玉苗一记耳光。

  刘玉苗当时头痛得“嗡嗡作响”,到医院一鉴定,是耳膜穿孔,构成轻伤。按法律规定,致人伤残要承担刑事责任,刘玉苗要向执法机关控告。刘建超害怕了,经人说和,赔偿了刘玉苗医疗费2万元。虽然钱是印刷厂出的公款,但刘建超感到十分窝囊。

  起诉

   其实,舞钢市有关方面对问题的严重性也似乎有预感,一位官员曾直言:“得赶紧处理,否则会出事的。”今年初,当地市政府、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开了四次会研究刘玉苗的问题,最后决定:刘玉苗回厂上班。

但事情并未出现转机。由于厂方原因,刘玉苗无法上班,无奈之下,她被迫将印刷厂告上法庭。正是这场官司,使双方的矛盾开始进入白热化。

  诉讼案一波三折,因为诉讼主体、诉讼权、诉讼时效等问题,法院先后3次推迟开庭。这时已经到了7月份。凶杀案的导火索,在这时开始点燃:7月20日,刘玉苗接到劳动局的通知,去办理病退手续。在劳动局填表后,鉴于有些栏目须厂领导签字,刘建超赶到劳动局,但他来后拿起表格掉头就走。

  刘玉苗追到办公室后,刘建超提出条件:“要填表可以,你到法院撤诉,不然你休想。”

  刘玉苗恼了,“你咋能这样,我是依法诉讼。”两人再次发生争吵。

  刘建超彻底失望了,“你挡我的路,我整死你。”刘玉苗针锋相对:“你想整我,我还想整你哩!”

  刘建超嚷起来:“就凭你?再来十个也整不住我。”

  刘玉苗急了,跑到屋中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详细记载着日期、车号等印刷厂印盗版书的信息,说:“就凭这个!你印盗版书的事儿,我马上给你捅出去。”刘建超脸色苍白,把表给了刘玉苗,“你走吧,我再也不想看见你啦。”

  杀人

   冲突就此达到了顶点。

  当天晚上,焦躁不安的刘建超,召集副厂长刘庆国、会计王玉焕、法律顾问漯河市华表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某,一起开会商量对付刘玉苗的办法。

  “要不再给她多赔点钱?”作为律师,唐某深知,在道理上,厂里站不住脚。

  “还给她钱?”几个人都不愿意了。根据“情报”,法院对刘玉苗的判决将在10万元以上,“这个数目太大了”。

  昏暗的灯光下,刘建超的脸色显得很可怕:“找人干掉她!”

  半天工夫,没有人说话。副厂长刘庆国犹豫了,“这样做太过分了吧,她毕竟是你的堂妹啊。”刘建超截过话头:“我没有这个妹,她是我仇人,非干掉她不可。”

  “杀人要偿命的。”会计王玉焕害怕了,她与刘玉苗也有亲戚关系。

  “不怕,我们弄周密点,请人来干。”几个人最后商议了这样一个结果:厂里出资1万元交律师唐某,让他负责找杀手。

  这场密室谋划,一直持续到半夜。

  律师唐某为何知法犯法?据警方后来的审讯,唐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以后可以继续当法律顾问,并且顾问费会大大提高;二是做了这件事以后,印刷厂以后就得听他的,他能从中得到很多好处。

  雇凶杀人开始了周密策划,7月25日,唐某雇的两位杀手埋伏在工厂宿舍楼梯处。

这一天,天气“恰好”大雨;工厂“恰好”放假;平时不打牌的刘建超,四处找人打牌,还“恰好”约到了一位派出所民警。

  在遇害的当晚,出去串门的刘玉苗到了姑姑家,姑姑想给她“炒个鸡蛋”吃,但她拒绝了,“今晚想吃点苦瓜和辣椒。”

  吃完这顿最后的晚餐,当晚10时左右,从姑姑家回宿舍的刘玉苗,走到楼梯处,突然遇到两个身强力壮的杀手袭击,刘玉苗当场倒地身亡,“声都没吭出来”。

   一个星期后,在公安机关的周密侦查下,几位“策划者”一一落网。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反思

   刘玉苗的遇害,虽事出偶然,但偶然中也有些必然性因素。

  据法院的一位人士透露,即将宣判的案件,刘玉苗可以得到的合法赔偿数将是10多万元。

  10万元是笔怎样的“巨款”?可以用以下几个数据来说明:当地吃一次早餐只要0.5元,商品房为400多元/平方米,而当年刘庆国购买印刷厂的价码是:10.5万元。

  “赔偿刘玉苗会让厂子破产”,舞钢市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厂子效益本来就不好,更可怕的是,工厂还有好几个人有类似的问题,赔了刘玉苗,其他人也要赔怎么办?”

  这看来是个暂时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据记者了解,在1997年之前,仅该厂欠交的养老保险金就达到8万多元,此后也一直拖欠,依靠这些非法的手段,工厂在维持着运转。而这种现象,在当地企业里并不少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终于发生了“集体研究决定”杀人的惨剧。

  和印刷厂解除劳动关系后,因为没有房子住,刘玉苗依然住在印刷厂的集体宿舍里。她有过几年的不幸婚史,除了自己看病吃药以外,刘玉苗还要供养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她一边看病一边打工,给饭店洗过碗刷过盘子,在新疆打了一年工,干过印刷厂的机印工,给公司推销过产品,摆过地摊……

  尽管“母亲是个永不言败的人”,“即使在逆境中,也很少掉眼泪”,但她还是没法保证自己和女儿的生计,在这种时候,依法恢复与工厂的劳动关系,索赔,成为她的精神支柱之一。但突如其来的灾难,粉碎了她的一切希望。

  此案的发生,还留下了一些耐人深思的疑问:作为刘玉苗的堂兄,是什么使得刘建超泯灭了亲情和人性,对亲堂妹举起了屠刀?身为律师,唐某是怎样助纣为虐,导致一个生命的陨落?记者寻访了刘建超的家人,以及唐某工作的法律事务所,但没人回答。

  临离开舞钢前,记者来到永裕印刷厂,从外面看去,偌大的厂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大门上,铁将军把门。一个老人从外面走了过来,说:“你一个人也找不到了,厂子快倒闭了。”记者在门外走了很久,虽然事情已过去2个多月了,记者似乎依然能隐隐嗅到刺鼻的血腥味。


  最惨痛的记忆留给了刘玉苗的女儿丽丽。在心灵深处,她永远也忘不了这样一幕:尽管在外人面前,刘玉苗显得那么坚强,但在和女儿一起时,她会“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咬着牙,无声地哭”。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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