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一取一:農村教育的辛酸淚
作者:李俊義/王文化/曹國廠
發表:2006-08-25 13:45
讓子女通過上學改變身份和命運,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家庭最大的心願。許多農民告訴記者,目前,教育已成為他們最沈重的負擔。如果家中有兩個孩子,那麼,昂貴的教育支出,就會迫使他們不得不做出人生最為艱難的抉擇:保一個孩子上學,強迫另一個輟學。這種辛酸,被農民們形容為「對手心手背的痛苦取捨」。
父親心中永遠的痛:兩個兒子,兩種命運
對於農民王洪印來說,最讓他自豪的是兒子,最令他心酸的還是兒子。當說起剛剛考上大學的大兒子時,他眉飛色舞,滿面笑容;當說起已經輟學的小兒子時,他又一臉的悲慼和悵然。
王洪印是河北省故城縣青罕村的一名普通農民。他告訴記者,他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孩子能考上大學,跳出農門。去年9月,他的心願實現了———大兒子考上了省內的一所大學。可是,與此相關聯的,卻是小兒子在上初中時就被迫輟學。
王洪印家有7畝地,種莊稼一年大概能收入五六千元。他每年農閑時外出打工,可以掙3000元左右。在大兒子上高中時,家裡供兩個孩子上學就已經緊巴巴的。這時,剛上初三的二兒子對父母說:以咱家這條件,即使我考上了高中也供不起,不如我出去打工,供哥哥好好讀書吧。面對懂事的孩子,經濟拮据的父親沒有堅持,答應了他輟學的請求。
如今,王洪印對二兒子滿懷愧疚。他對記者說,二兒子的學習成績一直比大兒子好,如果給他機會,應該能考上個更好的大學。但這個機會可能這輩子都沒有了。
離王洪印家不遠,是付更生家。付家的情況是王家的「複印版」:一個孩子上了大學,一個孩子離開了中學。付更生每次和王洪印聊天,總愛說:「誰家有孩子上學,誰家知道困難」,王洪印沉默地點頭。王洪印說,在他們這一帶農村,供一個孩子勉強,供兩個孩子肯定供不起。
王洪印家住著20年前蓋的房子,到現在還沒有頂棚。他無奈地說,先不說蓋新房子,即使是裱一個頂棚,也得等孩子畢業以後才能緩過手來。
「手心手背」割捨哪個
王洪印家的故事並不特殊。記者採訪發現,由於教育費用高昂,在農村尤其是較為貧困的農村,許多農民像王洪印一樣,在割「手心肉」還是「手背肉」中做出了痛苦的選擇,而孩子們的命運也因此有了天壤之別。
望都縣固店鎮十五里鋪村,是個典型的人多地少的村子。村民付盼福全家四口人,人均只有1畝多耕地,基本靠他打工為生。付盼福說,由於供兩個孩子上學太吃力,大兒子16歲初中沒畢業就退學去呼和浩特打工了。二兒子今年剛上初一,住在學校,為了省飯費,每天中午都跑回家吃飯。
說到動情處,40多歲的付盼福竟像孩子一樣哭了。他對記者說,他知道這樣對老大不公平,也並不是偏向老二,手心手背都是肉,做出這種選擇實屬無奈,他一直覺得對不起老大。孩子從呼和浩特寫回的信中說,在餐廳打工的同事都叫他「小不點」,因為他在那兒年齡最小,還是個孩子。付盼福哭著說:「讓這麼小的孩子出去打工,這不是父母造孽嗎?」
作為教師的袁希軍對當地農民的這種選擇非常理解。他是故城縣饒陽店鎮東曾小學的教導主任,女兒今年剛剛考上研究生,兒子初三畢業後就退學了。他說,儘管當初兒子是因為沒考上高中才退學的,但現在想來,兒子當初若考上的話,那麼現在輟學的就會是女兒,兩人同時上學是不可能供得起的。「我每月至少有700多元的固定工資收入,家中還小有積蓄,即使這樣也不敢保證能供得起兩個孩子,何況一個土裡刨食的農民!」袁希軍說。
「不上學等著窮,上了學立刻窮」
從去年中央發布「一號文件」後,農民負擔大大減輕。今年從中央到地方繼續重視「三農」問題,一些省份全部減免了農業稅,河北省在去年的基礎上,農業稅再下調兩個百分點,40個國家重點扶貧縣農業稅全免,農民負擔進一步減輕。被採訪的農民對記者說,農業稅已經算不上負擔,現在最沈重的負擔是醫療負擔和教育負擔,但兩者相比,大病不是常常生、家家都會攤上的,可下一代的教育卻家家有份,因此,教育負擔最為沈重。
採訪中記者隨機走訪了一些農民家庭,看到有的家庭為了供孩子上學,已經到了極其艱難的地步。定州市三十里鋪村村民陳三岔是貧困戶,全家4口人只有3畝地,還供著一個在外地上大學的兒子和一個在縣城上高中的女兒。記者進他家的時候,女主人正在給兒子補褲子。她抹著淚告訴記者,按理說現在的孩子哪有穿補丁衣服的,但家裡實在是太窮了。大孩子剛上半年大學,就花了大約9000元,姑娘在縣城讀高中,一年也得三四千元,所有花銷全靠她和丈夫打零工一年七八千元的收入,現在已欠了5000多元的債。
有的家庭已經貧困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在望都縣十五里鋪村,一名村民對記者說,郝俊山年後家裡只剩一塊錢,買了醬油後再也掏不出一分錢,已經窮得快揭不開鍋了。在郝俊山家,記者看到,全家四口人擠在一個土炕上,屋頂連頂棚都沒有。郝俊山告訴記者,之所以窮,就是供兩個孩子上學鬧的,他已經58歲了,在城裡已經是該退休的年齡了,但為了交上學費,不得不和年輕人一樣在工地搬磚頭,活得很艱難。
「不上學等著窮,上了學立刻窮」,尚義縣黃腦包村村民李靜說。為了供大孩子上大學,李靜已經強迫二孩子輟學。他告訴記者,村裡人過日子,過得好也能過,過得壞也能湊合,但就怕家裡有孩子唸書。不念吧,兒子會像老子一樣,種一輩子地,受一輩子窮,沒出息。念吧,費用高得實在是很難承受,砸鍋賣鐵也湊不齊。
輟學,一個無法迴避的選擇
「舍一取一」的過程就是一個輟學的過程。我國自「普九」以來,農村教育大為發展,九年義務教育輟學率也大大降低。但近年來,新一輪的輟學潮正在一些地方抬頭,人數已遠遠超出國家不超過3%的規定。
在河北省滄州市某縣的一所農村中學,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該校輟學率已達到驚人的地步。從初中二年級開始,輟學率達到10%,初中三年級開始,直線上升到20%。在該校,每年初一新生入學一般保持在200名左右,但在三年的過程中,流失量讓人瞠目結舌。去年,初三畢業班只剩下80來人,流走120人左右;而到今年,初三畢業班只剩下48人。
出現這種情況,雖然有學生厭學等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教育成為不可承受之重是最重要的原因。
張北縣白城子村,轄兩個自然村,有260戶村民,790口人。在其中一個自然村,記者隨機走訪了5戶人家,他們都表示不知道村裡還有誰家的孩子在上高中。在另一個自然村,一個供有高中生的家長說,這個自然村只有兩個孩子上高中。據該村支書說,這個村近兩三年已經有二三十名孩子從初中輟學,大部分孩子也只是讀完初中就出外打工了。
從去年開始,全國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一費制,但亂收費現像在個別地方仍然存在。記者採訪的一些農民表示,他們根本不明白一費制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收什麼錢算不合理。但有的農民感覺,學校收的錢仍然不少。望都縣十五里鋪村郝俊山家的女兒上初中二年級,他說去年開學的時候,學校要書費120元,微機費60元,雜費60元,試卷費20元,烤火費20元,住宿費130元。今年開學後,學校又要了100元的雜費,130元的住宿費。而事實上,按照一費制的規定,試卷費是不得收取的,雜費裡面已包括了取暖費、微機費,不得再另行收取。
但畢竟說來,初中教育還是許多農民可以承受的。要是一個孩子上到高中、甚至大學,這就不是每個農村家庭都可以負擔的了。一些村民反映,讀書就像賭博,押寶押對了是幸運,押錯了就意味著血本無歸,可能要背上一輩子的債務。不少村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都頗為辛酸地說,高中、大學我們也想讓孩子上,但拿什麼上呢?與其等孩子考上了上不起,不如就讓他認幾個字退學算了。
「認幾個字就算了」,這一句話,雖然簡單,其實卻包含了過於沈重的內容。它意味著,一個孩子將過早地離開學校,走上一條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城裡孩子完全不同的道路。對於大多數農村孩子而言,早早走出學校後,迎接他們的命運幾乎是相同的,那就是重複父輩的生活:種地、靠苦力打工、早早地結婚生子。更可悲的是,由於沒有文化,他們極有可能還會繼承父輩、祖輩留下來的貧困。沒有知識,這種貧困將會源遠流長。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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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農民王洪印來說,最讓他自豪的是兒子,最令他心酸的還是兒子。當說起剛剛考上大學的大兒子時,他眉飛色舞,滿面笑容;當說起已經輟學的小兒子時,他又一臉的悲慼和悵然。
王洪印是河北省故城縣青罕村的一名普通農民。他告訴記者,他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孩子能考上大學,跳出農門。去年9月,他的心願實現了———大兒子考上了省內的一所大學。可是,與此相關聯的,卻是小兒子在上初中時就被迫輟學。
王洪印家有7畝地,種莊稼一年大概能收入五六千元。他每年農閑時外出打工,可以掙3000元左右。在大兒子上高中時,家裡供兩個孩子上學就已經緊巴巴的。這時,剛上初三的二兒子對父母說:以咱家這條件,即使我考上了高中也供不起,不如我出去打工,供哥哥好好讀書吧。面對懂事的孩子,經濟拮据的父親沒有堅持,答應了他輟學的請求。
如今,王洪印對二兒子滿懷愧疚。他對記者說,二兒子的學習成績一直比大兒子好,如果給他機會,應該能考上個更好的大學。但這個機會可能這輩子都沒有了。
離王洪印家不遠,是付更生家。付家的情況是王家的「複印版」:一個孩子上了大學,一個孩子離開了中學。付更生每次和王洪印聊天,總愛說:「誰家有孩子上學,誰家知道困難」,王洪印沉默地點頭。王洪印說,在他們這一帶農村,供一個孩子勉強,供兩個孩子肯定供不起。
王洪印家住著20年前蓋的房子,到現在還沒有頂棚。他無奈地說,先不說蓋新房子,即使是裱一個頂棚,也得等孩子畢業以後才能緩過手來。
「手心手背」割捨哪個
王洪印家的故事並不特殊。記者採訪發現,由於教育費用高昂,在農村尤其是較為貧困的農村,許多農民像王洪印一樣,在割「手心肉」還是「手背肉」中做出了痛苦的選擇,而孩子們的命運也因此有了天壤之別。
望都縣固店鎮十五里鋪村,是個典型的人多地少的村子。村民付盼福全家四口人,人均只有1畝多耕地,基本靠他打工為生。付盼福說,由於供兩個孩子上學太吃力,大兒子16歲初中沒畢業就退學去呼和浩特打工了。二兒子今年剛上初一,住在學校,為了省飯費,每天中午都跑回家吃飯。
說到動情處,40多歲的付盼福竟像孩子一樣哭了。他對記者說,他知道這樣對老大不公平,也並不是偏向老二,手心手背都是肉,做出這種選擇實屬無奈,他一直覺得對不起老大。孩子從呼和浩特寫回的信中說,在餐廳打工的同事都叫他「小不點」,因為他在那兒年齡最小,還是個孩子。付盼福哭著說:「讓這麼小的孩子出去打工,這不是父母造孽嗎?」
作為教師的袁希軍對當地農民的這種選擇非常理解。他是故城縣饒陽店鎮東曾小學的教導主任,女兒今年剛剛考上研究生,兒子初三畢業後就退學了。他說,儘管當初兒子是因為沒考上高中才退學的,但現在想來,兒子當初若考上的話,那麼現在輟學的就會是女兒,兩人同時上學是不可能供得起的。「我每月至少有700多元的固定工資收入,家中還小有積蓄,即使這樣也不敢保證能供得起兩個孩子,何況一個土裡刨食的農民!」袁希軍說。
「不上學等著窮,上了學立刻窮」
從去年中央發布「一號文件」後,農民負擔大大減輕。今年從中央到地方繼續重視「三農」問題,一些省份全部減免了農業稅,河北省在去年的基礎上,農業稅再下調兩個百分點,40個國家重點扶貧縣農業稅全免,農民負擔進一步減輕。被採訪的農民對記者說,農業稅已經算不上負擔,現在最沈重的負擔是醫療負擔和教育負擔,但兩者相比,大病不是常常生、家家都會攤上的,可下一代的教育卻家家有份,因此,教育負擔最為沈重。
採訪中記者隨機走訪了一些農民家庭,看到有的家庭為了供孩子上學,已經到了極其艱難的地步。定州市三十里鋪村村民陳三岔是貧困戶,全家4口人只有3畝地,還供著一個在外地上大學的兒子和一個在縣城上高中的女兒。記者進他家的時候,女主人正在給兒子補褲子。她抹著淚告訴記者,按理說現在的孩子哪有穿補丁衣服的,但家裡實在是太窮了。大孩子剛上半年大學,就花了大約9000元,姑娘在縣城讀高中,一年也得三四千元,所有花銷全靠她和丈夫打零工一年七八千元的收入,現在已欠了5000多元的債。
有的家庭已經貧困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在望都縣十五里鋪村,一名村民對記者說,郝俊山年後家裡只剩一塊錢,買了醬油後再也掏不出一分錢,已經窮得快揭不開鍋了。在郝俊山家,記者看到,全家四口人擠在一個土炕上,屋頂連頂棚都沒有。郝俊山告訴記者,之所以窮,就是供兩個孩子上學鬧的,他已經58歲了,在城裡已經是該退休的年齡了,但為了交上學費,不得不和年輕人一樣在工地搬磚頭,活得很艱難。
「不上學等著窮,上了學立刻窮」,尚義縣黃腦包村村民李靜說。為了供大孩子上大學,李靜已經強迫二孩子輟學。他告訴記者,村裡人過日子,過得好也能過,過得壞也能湊合,但就怕家裡有孩子唸書。不念吧,兒子會像老子一樣,種一輩子地,受一輩子窮,沒出息。念吧,費用高得實在是很難承受,砸鍋賣鐵也湊不齊。
輟學,一個無法迴避的選擇
「舍一取一」的過程就是一個輟學的過程。我國自「普九」以來,農村教育大為發展,九年義務教育輟學率也大大降低。但近年來,新一輪的輟學潮正在一些地方抬頭,人數已遠遠超出國家不超過3%的規定。
在河北省滄州市某縣的一所農村中學,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該校輟學率已達到驚人的地步。從初中二年級開始,輟學率達到10%,初中三年級開始,直線上升到20%。在該校,每年初一新生入學一般保持在200名左右,但在三年的過程中,流失量讓人瞠目結舌。去年,初三畢業班只剩下80來人,流走120人左右;而到今年,初三畢業班只剩下48人。
出現這種情況,雖然有學生厭學等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教育成為不可承受之重是最重要的原因。
張北縣白城子村,轄兩個自然村,有260戶村民,790口人。在其中一個自然村,記者隨機走訪了5戶人家,他們都表示不知道村裡還有誰家的孩子在上高中。在另一個自然村,一個供有高中生的家長說,這個自然村只有兩個孩子上高中。據該村支書說,這個村近兩三年已經有二三十名孩子從初中輟學,大部分孩子也只是讀完初中就出外打工了。
從去年開始,全國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一費制,但亂收費現像在個別地方仍然存在。記者採訪的一些農民表示,他們根本不明白一費制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收什麼錢算不合理。但有的農民感覺,學校收的錢仍然不少。望都縣十五里鋪村郝俊山家的女兒上初中二年級,他說去年開學的時候,學校要書費120元,微機費60元,雜費60元,試卷費20元,烤火費20元,住宿費130元。今年開學後,學校又要了100元的雜費,130元的住宿費。而事實上,按照一費制的規定,試卷費是不得收取的,雜費裡面已包括了取暖費、微機費,不得再另行收取。
但畢竟說來,初中教育還是許多農民可以承受的。要是一個孩子上到高中、甚至大學,這就不是每個農村家庭都可以負擔的了。一些村民反映,讀書就像賭博,押寶押對了是幸運,押錯了就意味著血本無歸,可能要背上一輩子的債務。不少村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都頗為辛酸地說,高中、大學我們也想讓孩子上,但拿什麼上呢?與其等孩子考上了上不起,不如就讓他認幾個字退學算了。
「認幾個字就算了」,這一句話,雖然簡單,其實卻包含了過於沈重的內容。它意味著,一個孩子將過早地離開學校,走上一條和接受良好教育的城裡孩子完全不同的道路。對於大多數農村孩子而言,早早走出學校後,迎接他們的命運幾乎是相同的,那就是重複父輩的生活:種地、靠苦力打工、早早地結婚生子。更可悲的是,由於沒有文化,他們極有可能還會繼承父輩、祖輩留下來的貧困。沒有知識,這種貧困將會源遠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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